现代社会，社区是一个人的基本活动单元，社区治理也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环节。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区治理取得了明显进步，社区党组织、居民委员会以及社区活动阵地实现了全覆盖，但服务提供不足、社会参与不够、社区认同感不强等问题仍然存在，成为制约社区治理的瓶颈。

如果说社区治理前40年是起步阶段，那么，面对新时代新要求，更需要在量的积累的基础上实现质的提升。实践证明，社区建设光靠钱不行，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新时代加强社区治理，应实现从重物质轻文化、重硬件轻软件、重管理轻服务即“见物不见人”的1.0版向2.0版升级。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上慈下孝、和睦乡里，促进家庭和谐、维护社会稳定，从而营造德业相劝、过失相规、守望相助、患难相恤的乡村社区治理秩序。但在现代城市社区中，这种优良传统已经日渐消失，即便同住一个小区，甚至门对门的两家人，都基本上不交往，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当然无从谈起，遑论对公益事业的参与。人情淡薄、心无所属，是很多现代城市人的心理感受。

因此，把“原子化”生存的陌生人社会，打造成一个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熟人社会，这既是社区治理的内在要求，也是最终目标。“社”在中文里最初指土地神，亦指祭祀土地神的场所，本身就代表着人们聚族而居的共同价值认同与文化纽带。社区因此不只是原子化个体的机械组合，更应该是有着密切生活联系的有机共同体。对社区的治理，中外都具有历史传统且各具特色，但共同的特点是以价值为核心、以文化为纽带、以福利为保障，即不能只是对居民以利诱之、以力制之，更重要的是以情感之、以义合之。

在中国古代，乡村就是成熟社区，凝聚人心的是忠孝仁义诸价值观，联结人们的是宗族祠堂、城隍土地等等文化性场所，在村民自愿联合基础上，建立起一个个具有教化、救济与公共治理功能的村社自治共同体。而在西方很多国家，以教堂为核心形成了教区，每个教区自然形成一个社区。一些专业性的社区工作，如为老人、残疾人、妇女、儿童提供服务以及慈善事业，也往往以此为范围开展。中外社区治理的传统，都彰显了文化的重要性。

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社区治理从根本上离不开历史传统的深层支撑，同样需要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文化沉淀的导入，惟其如此，才能让社区真正成为人们心向往之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