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日子刚要开始”

“被艾滋”之前，钟啸伟过得曲折。

他七岁丧父，家里五个孩子，全靠母亲一人养活。天蒙蒙亮，母亲连脸都看不清楚，就去上班了，钟啸伟跟着哥哥长大，晚上下班回来，远远的就有人喊母亲，“王大姐，快些走，你娃儿坐在街边哭圆了”。

“穷”是孩童时代最深的记忆。

钟啸伟记忆中，母亲每年会做40斤豆瓣酱，每到晚饭前，跑去菜场买回一堆别人不要的蔬菜，放上豆瓣酱炒着吃，他和哥哥们一个个排着队，身上灰扑扑的，母亲举着鞋刷，一个个给他们刷干净再吃饭。

贫穷的家境，使他自卑又敏感，念书的时候，他也调皮，会把女孩子的辫子绑在椅子上，初中老师形容他，“好面子，又重义气，很容易相信别人”。

成年后，王素珍供职的成都市公交公司看她家里实在困难，帮忙把五个孩子都安排到公司上班，钟啸伟被分到了修轮胎的部门，身边有些人开他玩笑，喊他“胎儿”(成都方言，有神经病之意)。

他气极，觉得丢脸，说什么都不肯去上班，1987年，钟啸伟离开公交公司，去城隍庙摆起了小摊，卖电子产品。

上世纪90年代的成都消费不高，钟啸伟脑子灵活，手里常有闲钱，由于好奇，他学人家吸海洛因，“那时候傻，觉得吃白粉的人都好有钱，不晓得海洛因那么吓人。”

很长一段时间，钟啸伟沉迷毒品，他形容那时候的自己，“吃药的时候已经不是人了，满脑子只想着一定要把吃药的钱搞到”，从烫吸到注射，钟啸伟手上和脚上，密密麻麻都是针眼。

后来，他在朋友聚会上遇到了女友何涵(化名)，他开始发自内心地想摆脱毒品，借助美沙酮等药品的帮助，开始戒毒。

去做艾滋病检查前，是钟啸伟前半生最快乐的时光。

那是2008年，一切都在慢慢好起来——他45岁了，在戒毒，开了一家名叫“食味鲜饭馆”的川菜馆子，恋爱近6年了，想结婚，好好过日子。

用母亲王素珍的话来说，“娃儿走正路了，有盼头了，好日子刚要开始”。

为了对何涵负责，戒完毒的他去做了一次艾滋病检查。2008年12月5日，拿报告单那天，医生问了钟啸伟许多问题，包括有无吸毒史，“问得特别详细，我就晓得，完了，我多半糟了”。

检测报告单显示，其血样经成都市疾控中心送检、四川省疾控中心确证，被诊断为HIV-1抗体阳性。这意味着他感染了艾滋病毒。

对于这个检查结果，钟啸伟选择了接受。他觉得自己有7年注射海洛因经历；还有，这个检查结果是权威部门出具的。

钟啸伟告诉母亲自己得了艾滋病，得了这个病就要死，母亲不能理解，“艾滋病是个啥，我只晓得麻风病，得了麻风病就要死”。

那天晚上，王素珍哭了，她指着儿子命令，“钟啸伟，你不可以死，如果你要死，那我就和你一起死”。

“等死”

钟啸伟不敢死，却也不想好好活。

他知道，现阶段医院免费提供的抑制艾滋病药物并不能治愈艾滋病，只能起抑制作用，便根本不吃，一心等死。

不久，他的女友不辞而别，留了一封诀别信，还留下了一笔钱，让他“好好照顾自己，来世再见”，从此杳无音讯。

钟啸伟崩溃了。他和女友在一起近七年，不出意外，女友应该也感染了艾滋病，自责和内疚笼罩着这个中年男子，他非常担心“涵涵会不会想不开做傻事了”，却怎么也找不到她。

为了宣泄情绪，他把母亲赠予他开餐馆的房产低价处理了，搬去了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将房款挥霍一空后，等待死亡。

他的两个哥哥都是普通工人，有自己的小家庭，多年来一直帮衬着他，盼着他走正道，“现在我们负担也好重，他得了艾滋病，扶不上墙”，两个哥哥彻底与他断了关系。

钟啸伟在这个世上唯一的牵挂，只有母亲。

王素珍每天都会给他打电话，确定他还活着。一次，王素珍连续三天都没打通他的电话，以为出事了，蹒跚着过来找他，发现他躺在沙发上，手机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