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舆论场上人们为这家人的不幸遭遇扼腕叹息时，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一个原本应该有温馨生活的家庭，为何出现如此激烈的矛盾？这样的家庭悲剧真的是不可避免的吗？

袁某是一个典型的“留守儿童”。自打2004年出生起，他的父母亲就到福州的制鞋厂打工了。13年的光阴，袁某基本上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在他人格养成的关键时期，他的生活其实是一种放养的“野生”状态。

即便在这样的隔代抚养过程中，袁某的童年，其实也还算是正常的。据报道，他从小就帮着爷爷奶奶挑水、喂鸡，有时候也干点农活。在9岁那年，还因为表现突出被评为“优秀班干部”，奖状现在还贴在墙上。如果没有这一“意外”，一个可以预见的未来就是，他会慢慢长大，或许有机会读更多的书；或许也会步爸爸妈妈的后尘，去南方打工。

当下城市里流水线上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大体上都是循着这样一个生命轨迹，一步一步走过来。等他们有了爱情，结婚生子，还会把孩子送回去——他们的父母亲因为干不动了，就会叶落归根。于是，留守的故事延续下来，而生活也在小小的喜悦或烦恼中继续。然而，看似平静的生命河流，总有不为人察觉的波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因为经年累月的负面堆积，可能出现某种极端状况。

像袁某弑母案，世人多关注其中极端的亲人杀戮，却看不到，类似的底层家庭冲突，其实早已是家常便饭。即便有人注意到父母经常打骂孩子，并指出“棍棒之下”出不了孝子这一真理，但却鲜有人洞察到这样一个割裂成几个部分的家庭，因为缺乏共同生活、日?；ザ?，也就很难再有什么共同的理念，成为时代困局的受害者。

孩子不是生下来就会慢慢长大，即便能够长大，也必然存在诸多性格缺陷。很多东西，并不是成绩可以代替的，也不是寄一点钱、打几分钟电话就能完结的。一个孩子，怎么可能没有长情的陪伴？又怎么可能“见面就是打”“不见面就是嚷”？

留守之痛，并非痛在缺吃少喝，也不是痛在父母的粗暴，而是痛在成长过程中亲人的缺位、亲情的缺失。如何让孩子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而不是十几年的暌隔；如何让外来务工人员能够把孩子带在身边，而不仅是搞些“结对子帮扶”，应该成为城市治理的中心议题。现代化之对于农村百姓，并非只有“劳动力”来源一个概念，也应该包括人的均衡、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