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农业现代化。

党中央扶贫攻坚的号召、企业家寻找共富路径的初心、资本对参与农业现代化的投资诉求，三者汇成一股洪流，在补上中国社会发展短板的同时，也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打造了一块坚实的跳板。

这块跳板，缘于资本的强大资源配置能力。

据全国工商联统计，仅2015年底以来，全国进入“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台账管理的村就有2.46万个（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村2.1万个）。

这些村的普遍特点是地理位置偏僻，此前没有资本光顾时，仅靠农民自己经营，距离市场远成为发展劣势。但通过产业资源重组，缺点变成了优势，无污染、空气质量优成为发展适宜特色农产品、旅游等产业的最大卖点。

比如恒大集团在大方县打造的高山蔬菜基地，产品直接销往贵阳、重庆甚至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织金县的小葱基地，一亩产值能达到两三万元，是原来的20多倍。

这一点，最直观的表现是最近几年农业投资大幅增长。

2013-2016年，第一产业投资年均增长19.1%，增速位居三次产业之首。2017年前五个月，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5938亿元，同比增长16.9%，比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高13.3和5.3个百分点。其中，民间投资占比超过80%，种植业投资同比增长21.4%。

从要素构成上看，它适应了农业劳动力流动趋势的变化，为这场变革提供了有力支撑。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监测，今年一季度末在外务工人数同比下降2.1%，但就近就业同比增长7.1%。2016年，我国农民工总量增长1.5%。其中，在本地就业的农民工达11237万人，增长3.4%。外出的农民工16934万人，仅增长0.3%。

其中，外出务工人员大省河南，今年上半年，新增返乡创业农民工13.72万人，创办企业7.67万个，带动当地就业114.94万人。

如果仅从经济运行规律角度考察，在这场巨大的变革之中，由于党委、政府和村自治组织所起的重要作用，解决了原来资本介入农业现代化许多棘手的问题，也进一步促进了各种生产要素的流通、整合。

比如农户、投资人双方的信任、预期问题。

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农户享有土地承包权、转包权，但一家一户的分散生产方式，成本过于高昂，劳动效率低下；投资人有信息、渠道、资本等资源，但最重要的劳动力、土地资源都掌握在农户手里。仅靠一对一的谈判，不仅双方信任建立需要较长的时间成长，而且稳定性也有问题。

在扶贫攻坚战略的推动下，这个问题有了解决的制度性安排。

一方面，投资人以共富为基本诉求，相比较纯粹的市场行为，都会做出非常大的让步，比如全国政协委员王伟打造的“秀水五股”模式，直接给农户股份，并且主动承担各种公共建设成本，比较容易得到农户信赖。

另一方面，政府把一部分政策性扶贫资金投入到公共建设中，或者作为农户股金投入到农业产业项目，在降低一部分企业成本的同时，也把企业、农户的长远利益捆绑在一起，促使双方建立共同的预期，平稳渡过农业投入期。

最后，农户在获得一定股权安排的同时，大多也能从企业当前投资中找到工作机会，大多数收益也不低于外出打工。

总之，对于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农业大国，对于一个有超过13亿人口的大国，农业就是根基、命脉。随着扶贫攻坚持续推进，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更为注重公平、追求共同富裕且可持续发展的新农业，也将在中国庞大的经济版图中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