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应有世界担当 

中华文化经历数千年的血火锤炼、栉风沐雨，形成汤因比所称赞的五千年的“超稳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文化。对于关注、认识和挽救人类于泥淖这一历史性任务，中国有着实实在在的自信。

这种自信来源有二：一是民族的文化宝库丰富璀璨，中华文化独具优秀特色，截然区别于尊崇“丛林法则”的西方文化；二是百年历史，特别是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辉煌成果，中国这株硕大的不老树的特色深植亿万人民。中华文化之源远流长，“遇难呈祥”，原因之一也就在于中华民族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历史没有终结，而且永远不会终结，终结的只不过是曾经如日中天，但已不合时宜的思想和制度。

我们是否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尽力？

清除西方的有害激素。百余年来西学东侵的不良“营养”，已沉淀在教育、学术、商业、科技、家庭等领域。这些“杂质”已经阻碍了西方自身的正常发展和变革，也在阻碍着我们各项事业的进步。当然，我们永远不会拒绝学习他者之长，包括欧美的先进成果和经验。

筛去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中华文化的许多思想和理念超越时空；有些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演进；有些经过生活与科学的检验应该被抛弃。

当今学者与现实、大众、教育系统脱节。不论人文、社会、哲学学科抑或自然学科和技术，还是学人、科学家，大多局限于高校、研究院所的书房和实验室中，鲜有人走出大楼到社会调查民众之所期，或者进入中小学课堂和社区去讲课、演示和座谈。民族传统的保存和传承，一仗政府的重视，一靠学界的研究和普及，一凭广大民众的知而行之或行中获知。

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伟大事业。文化交流可分为三个层面或板块：政府、政党间交流，民众交流，学界交流。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之一，和而不同等理念与当前“世界秩序”既相克也相生。

“关注当下，关注世界，关注未来”是知识分子的天职。这里所说的“关注”，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关心、注意，而是中国儒家“知而行之”的“知”、“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的“知”。抛弃学术“价值中立”的思维，以专业资源解剖世界格局中的种种真相与幻象、真理与荒谬，以此告知同行与民众，共同推动世界格局之巨变。

要完成人类历史上第二次“文艺复兴”，是很困难的。但这绝对不是乌托邦，中国古人提出的天下大同，是人们朦胧的理想；19世纪初欧文、傅立叶和圣西门等人以先见之明创立学说并进行实验，但那时生产力水平、科学发现和阶级关系，没有给他们提供成功的可能。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已被证明是迄今最科学、最有用的理论，凭借中国的经验和文化，有伟大的中华文化的积极参与，促进世界新秩序的诞生，人类走向货真价实的对话时代、无战争时代，完全是可以期待的。

（摘自7月11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