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真学者须有好心性

韦卓民一生治学，其实也可以用“坎坷”两个字形容。除在青少年时代有过一段较为短暂、平静的学习经历外，韦卓民亦需为稻粱谋。1904年，16岁的韦卓民就因为父亲病逝而不得不半工半读。游学欧美期间，更是因为生计所迫不得不数次提前回国，但是生活的窘迫并没有磨灭韦卓民好学、求学、治学的志向，反而为他磨炼出了成为真学者所必备的良好心性。何谓真学者？担当学者之名，必须有学者之实，而欲成就学者之实，须先磨炼出学者的好心性，没有好心性就没有真学者。

坎坷的生活为韦卓民磨炼了好心性。1919年，韦卓民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仅用一年时间就完成学业通过答辩，获得哲学硕士学位，随后又用一年时间以全优成绩修满博士课程，只因不愿坐等论文答辩时间而放弃学位，提前回国。为生计所迫，没有充足的求学时间，他就提高时效，用一年时间完成数年的工作；在花费一年时间学有所得后，又不愿意为一个博士头衔而浪费时间去等待，甘愿放弃。求实不求名，为事不惜时。

1929年，41岁的韦卓民回国任重组后的华中大学校长。资金短缺，师资匮乏，举步维艰。在此逆境下，韦卓民对于学者心性的体悟更加完满。他在1931年发表的《中国文化改变中青年应有的态度》中较系统地谈到了个人心性问题，认为它是关于个人一生的大事，不可轻视。一个人要为国家、为社会作贡献，但这些说得多了，反而会把自己个人忘却了，不知道还有一个个人是需要修养的。因此，大学中的教员和学生应每日拿出四分之一时间加强修养。但这种修养的目的又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谋国家和社会的幸福。

韦卓民虽然主要的研究成果集中在西方哲学方面，尤以康德为重，但他骨子里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