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大家

7月5日上午8时许,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高蒙河,开会前习惯性地把手机调至关机状态。临近中午会议才结束,一打开手机的他顿时蒙住了,屏幕上如雨点般密集弹出的消息显示:张忠培先生在北京去世。

头天晚上,高蒙河在完成张忠培先生晚年关于中国考古学思考的3卷书稿的编选、校订后,在作者生平履历中写下(1934年——),打算把新大纲交于先生批阅做最后修改。

此前几天里,这个吉林大学考古专业85级的硕士毕业生,还在心里盘算着,要在一个月后的8月5日张忠培生日那天,举办一个小型的学术研讨会,作为对先生65载学术生涯的总结。

9日下午,坐在开往北京的高铁上,高蒙河又想起了之前准备在研讨会上说的一段话:先生从1952年进入新中国第一个考古班开始,一直在求索中国考古学之道的实践和方法,最终形成了“中国考古学之道理论”。

考古学自诞生以来已有200年的历史,1921年从西方传入中国。面对这个学术上的舶来品,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张忠培在内的几代考古人不停地思考着,如何把国外考古学的一般技术、方法和理论与中国考古学的实际相结合,闯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道路。

最终,张忠培从考古发掘出的小小陶鬲中找到了答案。这个有着3个中空袋状足、腹部微圆的陶器,因其在中国独有、器形发展链条完整,被考古学界称作“中国历史的活化石”。

几十年里,张忠培一门心思地琢磨着这个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器物,最终完成了始自于老师苏秉琦的陶鬲研究。他在著作《中国陶鬲谱系研究》中,通过梳理这一器物的演变过程,让一幅幅上古史画卷和先民生活图景变得鲜活可见,尘封在黄土和史书中的中华五千年历史脉络逐渐清晰起来。

高蒙河向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这样解释先生的研究成果:“这种具有中国化视角的研究,意味着中国考古从亦步亦趋使用西方方法,发展到融合中西进而形成自己的理论框架。”

65年的田野考古中,张忠培踩过陕西华县元君庙仰韶文化墓地的泥土,触摸过浙江杭州良渚文化遗址挖掘出的文物,走过华北、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历史文化区的土地。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他的足迹拼接起来,几乎就是一块中国考古遗址版图。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都咸阳考古队领队许卫红认为,老师张忠培对中国考古事业最大的贡献就是,他在考古实践和学术研究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考古学“三论”——“谱系论”发展了苏秉琦的“区系类型论”,已成为考古学文化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国家论”丰富了苏秉琦的“文明论”,形成了重构中国古今社会的新学说；“文化论”总结了中国文化从多元一体到统一多元的关系,提出了“传承、吸收、融合、创新”是古今文化演进规律的新观点。

这些理论的提出,在高蒙河看来,“先生不再是考古专家,而是考古大家”,这个“大”字,体现在张忠培浓缩了中国近百年的考古史,完成了中国考古大题,为中国考古学建构了属于自己、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体系,未来将引领一代又一代的考古人将中国考古事业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