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与他的时代

在读到《书楼觅踪》之前，我唯一一次专程寻访藏书楼，是在2016年5月。那是一趟几乎注定一无所获的旅程，因为我要去的地方，在80多年前就已经消失了。

如果了解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应该猜得到我在说的是东方图书馆。它曾是民国期间全国最大的藏书楼，由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耗尽30年心血建立。却在日军入侵之初，因炸弹和恶意纵火在短短三天之内化为废墟。除了寄存于银行的5000册宋元善本，当时馆内共计46万册藏书，包括3万册珍本，全部灰飞烟灭。

的确，这只是那个时代无数悲剧中的一场，但即使算不得多么虔诚的爱书人，每次想到这件事，还是会感到心底隐痛。不去看一看它曾存在的地方，哪怕仅仅在那儿站上一小会儿，就无法释然。

终于抵达上海宝山路584号时，我发现那里已成了上海市市北职业高级中学所在地。附近找不到一丝一毫往昔的遗存，甚至连一块写着“东方图书馆旧址”的指示牌都没有。透过关闭的大门，隐约看到院内立着一块文保碑，然而上面写的却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总指挥部旧址”——回来查资料才知道，原来1927年东方图书馆就曾是工人起义对峙的前线，只是当时作为总指挥的周恩来特别照顾到馆内藏书，才使其幸免于难——然而才过了五年，进犯淞沪的日军还是没有放过它。而之后这么多年，人们也没能以它原本的名字纪念这里。

不清楚这样的损失，在历史的宏观视野下该如何衡量——的确，书籍常常作为商品被定价，出售、购买甚至投资，然而在商品的属性之外，它们还附带着另一些更加微妙的特质，难以描摹，却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爱书人为其倾注心血。所以一座这样的图书馆的消失，也几乎等于几百上千年间无数爱书人精神生命的湮灭。

1932年，张元济66岁，如此沉重的打击或许足以让一个老人陷入绝望。但他居然很快和几位同道学者组成了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开始筹备重建藏书。自此直至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复兴工作才再次被迫停止，而那时他们已经重新汇集了几千册国内外藏书。

张元济于93岁高龄去世，一生历经清末、民国、二战、新中国成立，世事浮沉见证了太多，却从未消沉退避。事实上1949年，83岁的他都还在为商务印书馆的前途而奔走，直到12月底突然病倒。之后卧床10年，直至离开这个世界。

虽然东方图书馆未能重建，但他为了书籍的一生，足以告慰所有那些爱书者的灵魂。

作为读者的寻访

《书楼觅踪》和我之前预想的有很大不同?？唇樯鼙疽晕墙膊厥榧液筒厥槁サ睦?，或许还会涉及书籍收藏经验，可翻开才发现，书中另有一半的篇幅是在讲寻找藏书楼途中的见闻。甚至行文也不是学术腔的一板一眼，而是朋友书信般平白如话。

这么说也许不够妥当，可作为一个没接触过藏书领域的普通读者，对这样的意外我其实颇感“惊喜”。因为自己对人文旅行的兴趣确实更大一些，对于入门级的历史遗迹爱好者，书中的信息几乎就是寻访的“秘笈”——毕竟老藏书楼所在的地方，常常是一座城市或村庄人文底蕴最深厚的区域，找到了藏书楼，也就等于接近了当地文化的核心。或许这不是作者本意，却在无意间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收到书后的一个月里，我和朋友按照书中的地址，去找了上海的几座老藏书楼。第一次是去华东政法大学校园内的王大隆故居“蛾术轩”。尽管之前就拍过那里的老建筑，可直到为书中的介绍专程再去，才意识到校园的角落还隐藏了一大片民国老房子。虽然人去楼空，甚至比几年前作者所见更显残破，但往昔的底子仍能让人一眼就看出来。

第二次出行的目的地是著名的书隐楼。但正如之前所担心的那样，抵达时大门紧锁，即使绕到后门仍然无法进入。而且围墙极高，甚至连从门缝或墙头眺望的机会都没有。所幸书隐楼所在的小南门区域非常完好地保留了老上海巷弄生活的原貌，在附近随意走走仍有很多收获，正是“书楼觅踪”之外的附带福利。

除了书隐楼，小南门一带另一座藏书楼“宜稼堂”也在书中介绍过。只是那里后来用作民居，经历过多次改建和拆分，已几乎看不出昔日风貌，倒是住在里面的居民热情地和我们聊天，据说上世纪70年代起他们就在这儿生活了，刚搬进来时院内比较开阔，后来为生活方便，每家都加盖了小厨房，现在院子已经几乎被杂物填满。

曾读过一篇作者的专访，提到有人认为书中图片不够“美观”。可作为一个走过一些古村落和老街巷的读者，韦力先生未经雕琢的镜头反而更让我感到可贵。因为你可以确信，自己去时所见也就是那样。

但我们确实越来越习惯看到“美化”后的配图了，在纸质阅读时尤甚，仿佛非如此不能让人产生兴趣，甚至显得不够“专业”。然而如果不尽力还原实景，表面上的美与假古董何异？

不止藏书

《书楼觅踪》中提到的藏书家里，袁枚是尤其有趣的一位。他不像大多数人那样小心翼翼把书“藏”起来，反而选择在有生之年让它们散掉。对此他的解释是：

古之藏书人，当其手钞缣易，侈侈隆富，未尝不十倍于余，然而身后子孙，有以《论语》为薪者，有以三十六卷沉水者，牛宏所数五厄，言之慨然，今区区铅椠，得登圣人之兰台石渠，为书计，业已幸矣。而且大府因之见功，宾朋因之致谢，为余计，更幸矣。

简单讲，就是反正世事无常，不如趁着书还在时送到不错的归宿，让大家都能开心一下。

道理不难明白，做到却太难，身为藏书家而如此对待藏书，则几乎是矛盾了。但这也从另一面证明，一个人会成为藏书家，并不仅仅因为藏书的量。藏书之乐中虽然包括了占有欲，藏书本身却并不是那个终极目的。

读这套书之初，我也困惑过作者寻访这些散落的老藏书楼是为了什么？如果为藏书，老藏书楼中的绝大多数早已无书可收，甚至连建筑本身都不复当年风采，不止一处几乎沦为废墟或面目全非。为保护吗？有这一层意义，可还是有太多保护已经迟了，甚至连白跑一趟的情况也有……

望向内心，之前那次徒劳的东方图书馆寻访，似乎给出了一个答案——

我知道世间无物常驻，而书籍尤甚，很难再找出什么比单薄脆弱的纸张更容易消失，却也再没有什么比纸更适合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承载物。然而没有人爱书是因为爱纸，自然也没有人藏书是为了藏纸。建造书架、书房、图书馆或电子存储物，说到底这些与纸一样，我们珍惜它们，仍是为了安置那个精神的世界。

的确，承载物的损坏或消失，会让精神的世界受损，可那不意味着没有什么留下。因为守护者与它们相伴的过程也会成为一种文化记忆，成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东方图书馆的旧址不只是因为藏书才值得探访，更多的是因为有过张元济这样一位看护者。同样的，寻找、记录那些老藏书楼，也是因为千百位藏书家们曾在那里生活过。他们不仅在看护书籍或藏书楼，也是在承继前代守护者们的文化责任。所以只要旧地重游能感到离这样的力量更近了一些，存在过的就不会彻底消失。

我想，这就是书楼觅踪的意义，也是那些历史遗迹会吸引我们的原因。感谢藏书家韦力以一己之力，替我们找回了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