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假条管理有待加强

记者：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各个医院的病假条“长得”不太一样。针对病假条，是否可以建立如“机打发票”那样格式统一、可验真伪、可查询的系统？

邓利强：我认为，医疗机构对病假条管理几乎没有办法更严格了。原因有两点，在过去，病假条管理非常弱，那时候也没有执业医师法。今天，医院、医生不但有了法律法规约束，而且在实际操作中，医生开了病假条后，患者还要拿着病假条到门诊办去盖章、登记。

开病假条或诊断证明是医生的随附义务。病人需要病假条的时候，医院设置额外的程序，给医生履行义务设置太多程序，再进一步严格对患者也不一定有利，会增加患者的负担。

假的病假条是小部分，如果因此建立一个各级各类的医疗机构通用的大体系，那么社会治理的成本和力度就会增加太多，我觉得目前没有这个必要。

刘鑫：医院想对病假条采取更大力度的管理是很困难的。建设一个新的系统，从成本、难度上来说都太大。现在的医疗机构本身就是公益性的非营利单位，这些成本谁来承担？这是个问题。

记者：如果没有单设一个新系统的必要，那么在目前的管理机制基础上，对病假条的管理是否还有提升的空间？

刘鑫：医院对病假条采取严格的登记管理，或者做成双联制，从自身加强管理，这也会产生压缩假病假条生存空间的效果。

医师随意开病假条，肯定是有法律风险的。比如一个受害人，他拿出一些病假条要求对方承担责任，或者向单位主张休假。对方如果较真，拿着病假条到医院调查验证，发现医师涉嫌作伪证以及违反执业医师法规定开病假条，这里既可能涉及刑事问题，也可能涉及行政问题。所以，医院要加强对医师的职业教育，卫生行政部门也要加强监管。

记者：医院严格执行现有的病假条制度，同时进一步加强管理；用人单位加强自身制度建设，对病假条有疑问就到医院核实。医院和用人单位同时发力，能够压缩假病假条存在的空间。不过，“代开病假条”广告出现在医院里，这个地点也很特殊，我们应该如何治理这种小广告？

邓利强：对于医疗机构而言，它没有行政执法手段，能做的就是清除医院里的“代开病假条”小广告。医院不是公共场所，公权力机关也不能随意进入执法。

需要强调的是，应该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对于购买假病假条、使用假病假条的人，我们应该在社会诚信体系中给予其负面评价。

中国医师协会维权委员会委员 　邓利强中国政法大学医药法律与伦理研究中心主任 刘 鑫《法制日报》记者 张 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