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廉价药“退市”困局

廉价药短缺的问题并非我国独有，西方发达国家至今仍在探索解决这一问题。

通常而言，药品短缺管理一般分为短缺信息搜集、短缺状态评估、确认短缺后的应急机制三个阶段。其核心是要规范药品短缺管理流程，逐渐建立以早期预警为核心的干预机制。以美国为例，对一些重要的抗癌药建立国家储备库，众议院和参议院提出立法建议，赋予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相应权力，要求制药公司提前发出药品供应可能中断的预警。

基于发达国家经验，我国可建立早期预警为核心的药品短缺干预机制，鼓励制药厂商、医师、患者等利益相关方参与，强制实施制药厂商停产提前报告制度。鉴于我国制药厂商规模较小、数量较多、市场集中度较低，同品种药品生产厂家较多，应明确要求制药厂商报告停产品种所占市场份额、停产原因、生产同品种药品的其他厂家等相关信息。

此外，我国还可建立药品短缺信息平台，实时发布短缺信息，使制药厂商、医师、患者等利益相关方充分了解药品短缺情况，及时调整自身行为，配合政府有效应对药品短缺。

当然，避免廉价药短缺的关键还要从生产端入手，通过建立生产激励机制，鼓励其他厂商扩大生产，协助问题厂商恢复生产，实行常见短缺品种的定点生产，完善药品储备体系、增加临时进口等措施，弥补市场差额，缓解药品短缺。比如，对于廉价药品的生产厂家，国家可以进行定点定量生产，统购统销，或建立特殊药品储备，甚至在资金、税收等方面也给予一定的倾斜政策和财政补贴等，既让企业产销没有后顾之忧，又能满足百姓对廉价药品的需求。

此外，在我国现有药品定价与招标体系下，一旦药品以低价招标并定价后进入医保支付体系，即使成本上涨也无法根据市场情况改变价格，进而导致厂商干脆停产，这也需要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为有效干预药品短缺、保障药品供应，美国曾颁布《孤儿药品法案》《药品短缺管理指南》等相关文件。我国也曾针对药品短缺出台政策，但这些政策往往缺乏细化指标和问责制度，存在落实难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定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相关利益主体的市场行为，以突破廉价药“退市”困局，仍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