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卷大臣的人数没有一定之规，每次殿试前由皇帝决定。顺治4年(1647)首次殿试时，读卷大臣有12名。

到乾隆25年(1760)形成定制，读卷大臣人数减至8名，同时规定钦派读卷大臣的职衔，即选大学士2名，部院大臣6名，此为定制，沿用至清末。

科举史专家、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李兵描述了读卷的情形：

读卷在殿试后的次日进行。监试官和读卷大臣都在文华殿集合，每位读卷大臣前摆放一张桌子。读卷大臣坐好后，收掌官当众拆封卷箱，将试卷平均分配给每位读卷大臣。如按清朝每科300名贡士计算，每人需要审读37份试卷。他们须对每份试卷做出评判标识，以表示答卷的优劣，供皇帝裁决。

读卷大臣评阅对策试卷时，要求内容“精详”，字体“庄雅”。虽然按常理，内容应占据主要地位，但从清朝中期开始，读卷普遍注重书法，考试内容反而相对次要了。

这也很好理解，格式完全一致的八股文，打眼一扫就感觉千篇一律。这时，你从儿时苦练的书法童子功从试卷中脱颖而出，一手漂亮的馆阁体小楷，将为你加分不少。

也有一些倒霉蛋，因为书法不佳，只能获得较低的名次。

喊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龚自珍，道光9年(1829)参加殿试，一气呵成写了一篇切中时弊的策论，但却因不善小楷，被殿试考官批评“楷书不中程”，最后只能列在三甲第十九名，赐同进士出身。

9年后，“中兴将相”的中坚曾国藩，参加殿试时也栽倒在同一个坑里。尽管后来仕途一帆风顺，曾国藩仍将殿试视作一生的耻辱。

有人因书法有碍观瞻折戟，也有人因取了个好名字而中状元。据传，在乾隆54年(1789)的殿试上，读卷官呈上前10名的考卷，请乾隆帝定夺最后的名次，胡长龄被排在第十名。

乾隆帝从头至尾浏览考卷，发现最后一份考卷的名字深得他心。这时的乾隆帝已年过八旬，很想万岁万万岁。于是，他笑着说“胡人都长寿嘛”，将胡长龄定为状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曾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