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之骄子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北大报到第二天，我赶紧到天安门广场拍了张照片，连同平安家书一起捎回家。北京可真大，高楼大厦我见都没见过。

我们班21个人，全是各地状元。来自城市的同学无论是视野、知识面都比我们农村孩子广阔得多，我的那点骄傲很快变成自卑。

我记得很清楚，刚开学不久宿舍同学夜聊，聊的是哲学。我根本没接触过，赶紧跑到图书馆借了一本《通俗哲学》。

因为成长环境的原因，我的性格内向倔强。我加入不了同学的话题，就拼命补课，听别人说什么，赶紧去学。

上了四年学，我是很老实的人，三点一线，宿舍、饭堂、教室。北大的教学环境很宽松，不会每节课查考勤，同学们一般派我做代表去上课，我写字又快又清楚，我的课堂笔记是考试神器。

北大基本每天晚上都有讲座，都是各个行业取得一定成绩的人来主讲。我特别喜欢听讲座，对开阔眼界和个人成长的意义比专业课还要大。

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活跃，人心纯朴、充满希望。我在大学读了很多书，什么类型的书都看，看完和同学们讨论，激情满怀、意气风发。

我们宿舍六个人，来自不同的班级。宿舍经常聚好多人，下棋、喝酒。那时候我们是天之骄子，我们觉得文科生能改造社会。

四年很快就过去了，我没能留在北京，一切仿佛做了一场梦，醒来还在原点。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蔽乙恢毙哂谔峒罢舛卫?。四年前，我从农村娃变成北大学子，毕业分配时的一次错位，又把我打回原形。北大终于没能成为我改变命运的那根稻草。

“把牛养成了羊，把羊养成了鸡”

我的派遣证开到西安市人事局，参加二次分配。几十个日夜里，我骑着自行车挨个单位去敲门，最后被分到快要破产的长安县柴油机配件厂。我上午报到，下午就走了，一天都没干。

之后三年，我在计经委帮忙。我住在单位家属院的门房，每天第一个到办公室，拖地、抹桌子、烧开水、给领导沏茶，单位大小麻烦事我都跑在最前。但是因为迟迟无法转入正式的人事关系，我的工资低、待遇差，心情越来越苦闷。

1992年，我“被迫”下海，在单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我想出去闯一闯世界。

我最初投入全部家当搞装修，又跟人借了十万块钱挖金矿，都不成气候。我经常跟人说，“我把牛养成了羊，把羊养成了鸡，越来越瘦?！?/p>

那是我人生的最低谷，生活窘迫，看不见前途，还欠了一屁股债。我做了五六年职业赌徒，苦心钻研牌技，赢的钱勉强维持吃喝。

我再也不跟人提北大，也不准朋友提。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在我身上就像一个笑话。我跟大学同学断了联系，落魄潦倒，羞于对他们启齿。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女儿出生，为了养家糊口，我开了个小商店，零售利润微薄。入了行我才知道，要想发财得卖假货，这事儿我做不来。有一次我不知情进了假电池，发现以后把几盒货全压在手里，一节也没有卖。

我这人老实，不敢骗人，北大的教育也给我划了道德底线。毕业十年，我对北大的态度很矛盾，我因为北大的教育而清高，不屑于溜须拍马、蝇营狗苟，但是生活本身是庸俗的，这种清高与社会脱节。

2000年，我再次走投无路，只好关了商店，干起投入更小、回本更快的猪肉铺。这对我是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杀生害命在我的印象里是街头无赖才做的营生?？墒且患依闲∫苑?，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作为谋生手段，不干也得干了。

我们租了一间商铺，外边摆摊，拉个帘子里边睡觉。整片的猪进回来挂在那，我看着心里就发憷。

杀猪卖肉的事我没告诉父亲。没有不透风的墙，同村人到县里来在摊位上看到我。父亲急忙赶来，父子对视，谁也说不出话，只有连声叹息。

我成了村里的反面典型，村民教育孩子好好学习，孩子张口就是“学习好有什么用，北大毕业都卖猪肉”。我很少回老家，回去也只躲在家里，不愿见人。

我自己也深刻觉得读书无用，所以也不重视孩子的教育。我家肉摊旁边是个小卖店，卖烟酒书报，我经常去买烟买酒，从来不买书买报，老板一直以为我是文盲。

自己看摊卖肉的时候非常累，经常从早上四点到下午三点吃不上一口饭，我一上午能喝十瓶啤酒，既解渴又饱腹。即使在那么累的日子里，我依然会想起在北大的时光。

“扎扎实实去做一件事”

我卖猪肉纯属歪打正着。我做生意实在，肉质好分量足，回头客越来越多。一开始一天只能卖半头猪，一年以后一天能卖12到15头猪。2001年，我挣了4万块钱，跟工薪阶层比是了不起的收入。

2003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的事情被媒体曝出?！氨贝蟛抛游靼步滞仿羧狻币皇て鹎Р憷?，全国媒体开始讨论人才环境、用人机制等问题。我宁静的生活被打破，隐瞒日久的“北大”身份引起街坊邻里的关注。

我突然很恐慌，不知道是好是坏，随旁人热烈讨论，我刻意不看关于自己的报道，也开始回避媒体。店门照开，猪肉照卖。

舆论给地方政府造成了无形的压力，不断有人邀我回体制内工作。当时我的肉店营利早已超过公务员工资，但是我依然选择到地方志办公室工作。

进入体制是为了完成我的夙愿，我是国家统招统分的大学生，原本就应该在体制内工作，是因为分配问题导致了我在社会上流浪。这不是钱的问题，是身份认同的问题。

我在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了12年，作为主要力量参与编纂了两部年鉴、一部地方志。2016年7月，我们的地方志评审通过，8月我就提出了辞职。

我这个人不甘于平庸，五十岁了，接着工作下去一眼就能看到自己十年后的情况，退休、保健、等死。我不想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