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装裱师目黑三次

《溪岸图》，绢本，设色，纵221.5厘米，横110厘米?；嬉康纳骄由睿毫阶街涞纳焦龋邢垓暄讯?，汇成一个波纹涟漪的溪池。池岸有竹篱茅屋，后院有女仆在劳作，篱门前有牧童骑牛，小道上有农夫赶路，一亭榭伸入水中，高士倚栏而坐，举目眺望，其夫人则抱儿与仆女嬉戏于旁。屋后山腰有悬泉拾级而下，至山脚汇集于溪池。水流及涌波以细线勾画。山石以淡墨勾皴，重在以淡墨层层渲染，很少加点，而用浓墨染山石之交接处以醒出结构。山体均不高峻，而其形态，则似大浪涌起，数座山峰齐向左似排浪涌动，这却是前无古人的。浪头之崖巅，前后堆叠，望去隐约有“矾头”之形态。而向下的悬崖，则似侧倾的浪谷。

关于《溪岸图》是否五代董源所作，上世纪末曾引起一场国际的大辩论。在研讨会上，美国美术史学者高居翰坚信，《溪岸图》为张大千之伪作。一部分中国绘画史专家认为，此作应为10世纪作品。多年之后，大都会博物馆后来为这张画做了一个红外线检测，发现这张图画经过3次装裱，3次补的绢都不一样。而且，其上还有南宋贾似道、袁枢等人的印章。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斯塔尔亚洲艺术品维护研究室运用红外线扫描、X光拍摄、数码影像等技术对此图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检测，证实此画应该是一幅经过三次揭裱的古画?；畛跤闪娇榭碚煌幕钇唇佣桑⒂锌赡苁侨练绲淖钭蟛嘁环?。在第一次装裱时，由屏风改为立轴，左侧画绢上端曾做过30厘米的裁切。第二次装裱年代不详，但所用绢为双丝绢。最后一次为70年代初，王季迁交给黄鹤堂装裱，然后入藏大都会博物馆，三次装裱都有不同程度的接笔。

大都会对《溪岸图》的拍摄，照片显示现在已十分残破，画面黯淡失色，还有的局部已完全失落了。只能在几英寸的距离内，非常努力地辨识，才能看出画上的内容。绢面的磨损如此严重，以至于完全无法把握皴擦的笔触和用墨的层次。

而在1997年，此画再次展出时经过重新修复后，作品绢底被清洗和提亮?；褂性吹谋誓磺炕?。这些处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不止一位修复专家逐渐完成的，所以一旦完成，就不可能再回到从前。不过，就因果关系而言，是彻底清洗后使得画面清晰，笔墨层次明显了。

日本装裱师目黑三次，黄鹤堂主人，《溪岸图》最后一次的装裱就是由他完成的。目黑是张大千一手调教出来的裱画师，深谙两国裱法，手艺高超，用浆尤好。国立东京博物馆，MOA美术馆等都是他的常年主顾。身在纽约的王季迁也是通过张氏，把此画交由东京黄鹤堂装裱。关于补笔问题，王氏事后也有透露说“只是在几个地方上了些淡墨而已”。只是这“几个地方”是指画意中还是补缺处就不得而知了。

但值得一提的是，《溪岸图》为南宋贾似道和明末袁枢旧藏。袁枢藏品巨富，是明末书画及收藏鉴赏大家。上海图书馆藏《宋拓淳化阁帖》(泉州本)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拓《松桂堂帖》都出自睢阳袁氏(明河南归德府睢州，今河南商丘市睢县)。《国朝画征录》称其“枢博学好古，精鉴赏，家富收藏，工书画，为华亭董宗伯，孟津王觉斯所推许。”

袁枢为明兵部尚书袁可立子，袁可立与董其昌为同年至交，且为王铎恩师。董其昌一生最珍视的“四源堂”名画几尽归于袁枢，袁枢集藏董巨作品实缘于此。陆时化的《吴越所见书画录》因收录袁可立的《节寰袁公行状》一文竟险遭毁版厄运，致翁同龢在《松桂堂帖》跋语中竟因无考睢阳袁氏而将袁枢和袁赋诚父子误断“其为一人无疑也”的千古学术错误。清代以来书画作伪者根本顾及不到睢阳袁氏之鉴藏影响。今天的鉴赏家却以书画有袁氏父子藏鉴印者断为真迹的重要依据之一，并以此作为藏品递传有序的重要痕迹参照。

今所见者，睢阳袁氏藏有《宋拓淳化阁帖》(泉州本)(上海图书馆);董源《潇湘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董源《夏山图》(上海博物馆)、董源《溪岸图》(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巨然《萧翼赚兰亭图》(台北故宫博物院)、巨然《层岩丛树图》(台北故宫博物院)、巨然《秋山图》(台北故宫博物院)、巨然的《赤壁图》(王鉴《仿古巨册》跋);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辽宁省博物馆);元赵孟頫《临兰亭序》(无锡博物院);明董其昌《疏林远岫图》(天津博物馆);董其昌《纪游图册》(安徽省博物馆);王铎《赠袁枢诗册》(美国杨思胜)、王铎赠袁枢《贤弟帖》……

由此可见《溪岸图》只是其丰富藏品中的其中一幅精品而已。入清后，睢阳袁氏家道式微，袁氏文物流散天涯。现所知流向有卞永誉、安岐、梁清标、宋荦、吴云等。其中安岐《墨缘汇观》，全书六卷，所录基本为作者本人收藏。

因此，笔者经过目鉴《溪岸图》原作，对材料、装裱、收藏印、笔墨等诸多方面，以及参考历代文献，认为《溪岸图》是一幅高古绘画，其时代应为十一世纪前后。尽管大家在是否为董源作品上有纷争，仍不失为一幅中国山水画传世名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