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油画的写意化探索

徐里：油画虽自晚明传入中国，但大规模引进是在20世纪，随着留学海归和西方画家来华，中国油画不仅已经长成大树，并且结出硕果。这数百年的油画史，既是中国人学习西方艺术之长的历史，也是西方油画中国化的历史。油画的中国化，或称民族化，不仅体现了视觉艺术超越时空的特性，更反映出外来艺术在表现中国生活中立足，在接续中国的历史文脉中落地生根。

薛永年：在清朝，宫廷外籍画家是在皇帝的要求下被动地中国化油画，正面平光而描绘结构质感更为细腻的油画《慧贤皇贵妃像》可以为证。民国时期，秉承五四精神的海归画家，他们在油画创作中注意到油画的民族内容、审美习惯和国情需要，实际上都在不同程度地贯通中西。

重视主观表现的刘海粟，引进西方后期印象派。他在中西的互鉴中，努力建构清代个性派写意画家石涛艺术和后期印象派艺术之间的内在联系。以艺术为情感产物的林风眠，认为西方艺术以模仿自然为中心，倾向于写实，东方艺术以描写想象为主，倾向于写意，西方艺术中常常缺少情绪的表现，东方艺术却往往不能适应表现情绪的需求。所以，他的油画是以西方现代派的形式，表现中国的感情和情绪，在“调和东西”中，体现了中国艺术的写意意识。徐悲鸿则主张引进西方的写实主义，来表现中国的精神，他用西方古典的写实，沟通中国宋画的精于体物，《田横五百士》《蹊我后》的取材立意，流露出骨子里的写意精神。

以上几位极具代表性的画家，在油画的创作中，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中国的写意精神。所谓写意精神，即“立象以尽意”，“象”是凭借，“意”为主导，不满足于再现客观，不受具象原形的束缚，而是在想象中发挥创造，不仅意在象中，而且意在象外。这种写意精神，无论是史前商周的彩陶、青铜艺术，汉唐的绘画、雕塑，元明清的文人书画，还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传承的民间美术，自古以来就贯穿在中国传统的艺术门类中。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油画强化艺术服务时代、服务人民大众的职能，写实主义成为绘画的主流，但同时也从艺术战略上正式提出了油画的民族化问题。创作《开国大典》的董希文，曾明确表示“油画民族化”是他主持的工作室的方向和培养目标，并著文《从中国绘画的表现方法谈到油画中国风》。

徐里：新时期以来，在对油画历史的反思中，油画民族化的口号一度受到质疑。质疑者说，不应强调民族的个性而忽视对油画语言共性的原原本本的学习与把握。但随着新文人画的出现，随着文艺界对传统的寻根，民族化的写意性问题引起了油画家广泛的重视，意象、意境、写意性、写意精神和写意语言开始被油画家更多地探索和使用。

薛永年：在中国艺术传统中，写意是一种文化精神，又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审美诉求，也是一种艺术语言。写实是基础，写意是主导。人物画的写意，往往离不开传神，山水花鸟画的写意，分别表现为造境与写趣。新时期山水花鸟画的发展，对人物画审美功能的重视，也推动了油画写意性的发展。

吴冠中的油画风景，就具有中国式的抒情性，情景交融，意境动人，可以说是具有写意性的，但油画的空间观念、造型语言、色彩语言，都与西方绘画基本无异。这是因为他认为油画的语言已经是世界语，他的追求就是中国的意境同西方视觉语言的结合，用世界语传递中国画家的情怀。

此外也有画家尝试油画语言的写意化，他们在具象作品中，造型力求妙在似与不似之间，造境亦求在虚实有无之间，空间不受焦点透视的束缚，色彩关系的运用也趋于主观化，笔触更有意识地强化书写性等等。在抽象的、表现的、象征的油画作品中，也在探索写意精神的表现或者写意语言的尝试。

当前的世界艺坛，观念艺术、装置艺术、多媒体艺术的兴起，“艺术终结论”的出现，都把包括油画在内的架上艺术逼到了艺术潮流的边缘。至于国内艺坛，在开放的多元化状态下，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前所未有地对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呼唤，对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视，正推动着油画的积极探索，推动各类油画更自觉地传承弘扬民族的写意精神，研究传统的写意语言并促进其在油画创作中实现现代转化。

写实与写意的碰撞和统一

徐里：20世纪50年代，以董希文、罗工柳为代表的画家就提出了油画民族化的课题，在他们的作品里，画家不断地改造着油画的透视关系和空间感，力求加入中国画的传统绘画元素和精神，使画面更具有平面性和装饰性。这一代画家是探索油画写意化最重要的一个群体，从他们的作品里，我们可以进一步去探讨中国油画写实与写意的关系。

邵大箴：董希文、罗工柳等老一辈油画家，将写实与写意两者结合，创造出了具有时代特点和个人色彩的油画艺术语言。在《开国大典》《毛主席在井冈山》《前仆后继》等作品中，宏阔的视野、写意的笔调赋予革命历史主题以崭新的艺术意境，为现实主义美术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写实和写意，在当代中国美术史论的表述中往往是两个对立的概念，两种不同的表现方法。一般解释是前者用较为细致的笔法描写客观物象的真实，后者不求工细形似，只求以精妙之笔勾勒景物的神态，抒发作者的感情和表现某种意趣。不过，这种解释偏重于绘画的手法，而写意不仅有手法的层面，更有深刻的精神内容。我国传统绘画从宋代起，大力提倡写意，至元明清时期，写意风气盛行，也是文人画的高峰期。但是写意情怀、写意精神的历史更为悠久，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艺术中就有清晰的表现。

写意文人画，实际上是绘画语言的高度自觉，从艺术史衍变这个角度看，中国文人画的出现犹如欧洲印象派摒弃古典油画法则的束缚，走向用绘画语言而不是靠题材来传达思想感情。只是文人画的出现早于印象派几百年，理论根源可以追溯到先秦诸子学说特别是道家的艺术观念，而印象派绘画理论就没有这样深远的哲学美学根基了。

中国绘画的写意观念和表现方法，魏晋时期已见于理论著述，以形写神、形神兼备、气韵生动是写意理论的基础，宋代大力倡导文人写意，旨在强调笔墨所传达的文人修养和作品的精神内涵，反对末流院体画的浅显媚俗。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中国写意艺术更多是写意，意就是意念，就是思想、感情，中国的绘画是和书法结合在一起的，书写性是最能表达感情的。另外，中国的建筑、中国的雕塑、中国的绘画，对中国油画家都有影响，写意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油画的特点。

薛永年：当下在写意油画的探索中，需要注意避免把写意精神与西方的表现主义等同起来。写意精神是一种格调与境界，在写意精神孕育的艺术世界里，物我合一、情景交融、技进乎道，感情经过升华，绝非表现主义的情绪宣发。同时也要避免把写意与写实对立起来，彻底离开了写实因素的支撑，写意也就成了虚幻的空中楼阁。

从语言层面而言，油画语言写意化，虽然已经取得收效，但还有一些难度。怎样摆脱盲目仿效材质工具不同的中国画笔墨样式，怎样不丢掉油画色彩语言的长处，怎样优势互补，打通中国画与油画的语言技巧，而不走徐悲鸿批评的“中西合瓦”之路？关键是要弄懂与写意精神相关的造型观念、空间观念、笔墨设色观念，在工具材料的特性发挥上用心，方可事半而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