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双向的文化交流

丝绸之路对于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是沟通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也促进了东西方双向的文化交流。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关系好的时候,文化的交流会通过官私渠道,畅通无阻;有的时候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因为政治或其他原因断绝了关系,但文化是流动的,并不因为政权的敌对而完全断绝交流,文化的因子会通过其他途径输入或传出。这两方面的情形,在历史上都留下许多很好的例子。

从北朝到隋唐,中国与萨珊波斯一直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双方的使者不断。相互之间除了政治声援,还有多彩的文化交流景观,不论作为物质文化代表的金银器,还是作为精神文化的景教、摩尼教,都从波斯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波斯与中国的两种文化在唐朝交融产生的成果,比如唐人制作的波斯纹样、仿金银器制品,又从中国传到新罗、日本。

历史上文化交流所能达到的深远程度常常是出乎今人意料之外的,我们在慨叹明朝郑和伟大的下西洋壮举的时候,不要忘记在唐朝也有这样一位“郑和”,他的名字叫杨良瑶。杨良瑶在德宗贞元元年受命出使阿拉伯半岛的黑衣大食,他从广州出发,走海上丝路,经过三年多的时间,完成联络大食、夹击吐蕃的政治使命,返回唐朝。杨良瑶聘使大食更为重要的成果,是给唐朝带回来珍贵而完整的海上丝路的航海日记,这应当就是贾耽记录下来的《皇华四达记》中从广州到缚达(巴格达)的路线。

杨良瑶从海路出使大食的背景,是因为吐蕃乘唐朝安史之乱,攻占了唐朝的河西领地,并向西域进军。由于吐蕃和唐朝的敌对情形,像杨良瑶这样的政治使节很难经陆上丝路去往西方。过去学术界普遍认为,贞元六年沙门悟空从天竺回到长安之后,中印之间的交往就完全断绝了,晚唐五代时期西北兵荒马乱,也没有任何交往的记录。其实,许多历史没有被传世文献记录下来,我们今天可以通过出土文书再现某些历史真相。敦煌发现的汉藏语文献材料告诉我们,晚唐五代直到宋初,中印之间僧侣的往来、经本的流通等佛教文化的交往始终未断,因为吐蕃也同样信奉佛教,所以佛教僧侣的往来并没有受到阻碍,他们仍然肩负着文化交流的使命,奔波在陆上丝绸之路上。

丝路上的文化的流动性极强,不仅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东渐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由于奈良正仓院和韩国、日本古寺院收藏品的大量保存,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我们也不断从传世典籍和新发现的石刻史料中找到新的印证。

汉文化的西渐与外来物质文明的贡献

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笔者利用多年来对西域出土文书的调查整理,致力于探讨精神文化的物化形式——汉文典籍向西域地区的传播情形,这应当是前人比较忽略的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内容。

随着唐朝的势力进入西域,汉化佛寺系统也在西域地区建立起来,远在今吉尔吉斯斯坦阿克贝希姆遗址的碎叶城中,就有武周时期敕建的大云寺,一些西域官寺的三纲领袖,还来自长安的大寺。随之而来的是汉译佛典,在当时中原流行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妙法莲华经》《大般涅槃经》《维摩诘所说经》汉文文本,都在西域地区流行,甚至一些中原内地的禅宗经典如《神会语录》,也都传播到了遥远的西陲;代表着儒家文化的《尚书正义》《经典释文》《切韵》,道家的《刘子》,史部的《史记》《汉书》等,也都传抄到沙漠绿洲;唐朝学生习字的标本王羲之的《兰亭序》和《尚想黄绮帖》,也都成为西域地区儿童的习字范本。由此可见最具汉文化特征的典籍在西域的传播程度。虽然我们目前在更遥远的中亚、西亚没有看到类似新疆古代遗址出土的汉文典籍资料,但撒马尔罕壁画上手捧丝绢的唐朝使者,波斯文、阿拉伯文文献对中国物产、工艺传入的记录,以及大量瓷器、丝织品的考古发现,都说明了中国文化西渐的深度和广度。

随着大量考古新发现、墓志的出土和发表,以及传世文献的数字化,我们今天对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物质文明和宗教文化如何沿丝绸之路向东方传播,有了比前人更加清楚的认知,特别是对于中古时期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商人的重要性,所知更为丰富多彩。敦煌长城烽燧发现的粟特语古信札,记录了粟特商人在丝路沿线建立的贸易网络和经营方式;吐鲁番出土的高昌王国称价钱文书,表明粟特商人用中转贸易的形式经营丝路上的贵重商品交易;安伽、史君等北朝末年粟特领袖墓葬的出土墓志与图像,表现了粟特商队首领萨保的日常生活场景,以及他们使用的器皿,他们歌舞、宴饮的情景。这些都让我们得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商人活动与他们带来的粟特、波斯文化。在9、10世纪粟特人逐渐失掉他们在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垄断地位后,一些丝路沿线的绿洲王国或地方政权,开始经营传统的中转贸易。敦煌文书的记载表明,中原以及西域王国生产的丝织品,依旧是丝绸之路上最为畅销的商品之一,“丝绸之路”的名字,可谓名实相符。

(本文根据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的“前言”编辑,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