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骑车下乡

3月21日，焦裕禄和县委办公室干部张思义骑自行车去三义寨公社检查有关工作的落实情况。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骑车下乡。

焦裕禄看着路边的每一行树木、每一道沟渠、每一片庄稼，都露出爱恋的神情，像老人看着可爱的孩子。在一个上坡的地方，他蹬自行车实在上不去了，便下车蹲在了地上，以手抚肝。张思义建议：“你的身体的确不行，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突然，焦裕禄站了起来，推起车子向前走去：“事情等着我们去办！”他没有更多的解释。张思义语言直率：“焦书记，你的病很重了，万一出了问题……兰考人民需要你，根治‘三害’的工作需要你……”焦裕禄听后，笑了起来：“我一个人能有那么大的能耐？党和36万兰考人民才是改变灾区面貌的力量嘛！再说我这病，我就不信治不好！”

他们好不容易来到了三义寨公社，公社书记看到他脸色不对，明知他的病又犯了，却不敢说病，只说不忙谈工作，请他先休息一下。焦裕禄不容商量地说道：“我不是来休息的，还是先谈你们的情况吧！”

公社书记只得开始汇报。焦裕禄气喘吁吁地记笔录，字写得歪歪扭扭，笔在手中掉下了几次。所有的人都看不下去了，齐声相劝。焦裕禄却站起来，执意要到下边去看看。

刚刚走出了大门，一阵强烈的疼痛袭来，几乎使他昏倒在地。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回县城治疗。

可是，百忙中的他只要肝痛减缓，就要东奔西走，根本不能按时到医院打针。为了不使治疗过程中断，医院安排一位上下班经过县委的护士顺便为他打针。他又意识到这是享受了特权，注射了两次之后，他便坚决谢绝了这个“特殊照顾”。终于，这个忘我的人被强行送往医院。医生的诊断是客观的：病情严重，必须立即转院治疗。

3月22日，县委决定于当日12点钟，派人护送焦裕禄去开封治病。但是，焦裕禄改变了这一日程，他详细地部署了县委的工作，找这个同志谈谈，找那个同志问问，忙了整整一天。晚上，他躺上了床。开始面对墙壁“过电影”，明天将要离开兰考，是生离？是死别？他自有感觉。

在兰考的最后一夜———在肝疼难忍之时，在儿女熟睡、妻子准备入院诸物之时，他披衣而起，奋笔疾书。在总题目《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书于稿纸顶端之后，又列下了4个小标题或提要：一、设想不等于现实。二、一个落后地区的改变，首先是领导思想的改变。领导思想不改变，外地的经验学不进去，本地的经验总结不出来，先进的事物看不见。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四、精神原子弹——精神变物质。

写着写着，肝又疼起来了，无论是茶缸盖、鸡毛掸、钢笔管的顶压都无济于事，写作实在无法继续下去……

有关《河南日报》的专版写作任务落实后，大家都积极深入基层，开展了采访和写作活动。不多久，几位通讯员把各自的稿件送到刘俊生手中。

3月23日上午，刘俊生得知焦书记要去外地治病。于是，拿着稿件赶到书记的办公室——一是请焦书记再审阅一下所收上来的这些稿子，二是看他的文章写好了没有。

刘俊生走进他的办公室时，只见焦裕禄正伏在桌子上，左手拿着一个茶杯顶着疼痛的肝部，右手执笔在写文章。他见刘俊生来到跟前，放下手中的笔，侧着身子对刘俊生说：“俊生呀！看样子，这篇文章我完不成了。我的病越来越严重，肝部这一块硬得很，疼得支持不住……”刘俊生看着他那清瘦的脸色，望着他那因肝部阵痛时时颤抖的身体，又瞅见他为了压迫止疼肝部把藤椅顶出的那个大窟窿……为难地问：“那怎么办？”焦裕禄交代说：“你先把写好的稿子给河南日报社送去……我的文章让张钦礼书记写吧！”

刘俊生呆呆地望着桌子上铺开的稿纸，上面写着文章的题目《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下面有4个小标题或提要。刘俊生清楚，这篇文章凝结着焦书记的心血，充满着焦书记对兰考人民的无限热爱。可是，焦书记刚刚开了个头，病魔就硬逼着他放下了手中的笔。

当天，成群的兰考县委机关干部、群众都来给外出治病的焦书记送行。焦裕禄谢绝了那辆美式旧吉普车护送，也谢绝了架子车、自行车的载送，而是气喘吁吁地弯着腰，缓慢地走向火车站。他努力地挥挥手，劝同志们回去，不要远送。

临上车之前，焦裕禄把除“三害”办公室主任卓兴隆叫到面前，以深沉的低声一字一顿地说道：“除‘三害’是兰考36万人民的迫切要求，是党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你一定要领导群众做好！我看好病回来的时候，还要听你全面汇报除‘三害’的进展情况呢！”卓兴隆噙泪频频点头。

这一走，竟是永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