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精神》一书中指出：中国文化看重如何“做人”，西方文化看重如何“成物”。中国已有五千年的历史，其间沧海桑田，多少古国湮灭，多少朝代更替，然华夏文明却一脉相承，源远流长。无论是否识字，“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勇恭廉”这些思想，都能代代相传，并最终成就了华夏文明之“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行为方式也日趋多样化，加之西方各种价值观念急剧涌入，这更凸显了社会之“变”，而现代化进程与乡土中国的碰撞、融合则自然造就了“化”。然而，延续至今的中国传统文化，究竟“变化”了多少还要从中国人“做人”看起。

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生于农村的青年人背井离乡，涌进城市，挣扎在车水马龙的钢铁森林里，终了却发现没有一寸天地真正属于自己。他们怅然若失，几近陷入一种“进不了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的彷徨境地。不可否认，能在城市扎下根的确是少数，但乡村又如何“回不去”？“回不去”是内心的不甘？还是一种自我矫情？相比之下，乡村比城市更见一个民族的文化个性，乡俗人情更是乡村人们世代传统的情感凝聚，尤其是那些远离“一线”“二、三线”现代化大都市的小城乡里，传统烙刻在人们身上的印记愈发深刻，在很大意义上，这些是很讲人情味儿的地方。如今，一提起乡村，难免有人会想起“上海女孩跟男友回农村过年，见第一顿饭想分手”的不堪，想起“凤凰男”这颇具贬义的词语……相比那百般艳丽、灯红酒绿的城市，“土里土气”的乡村显得无所适从。

学者刘梦溪在《传统的误读》中曾指出，“文化秩序中既有累积的旧传统，又有正在衍生的新传统，这两部分也是一种互相制衡的关系，通过互相制衡以保持文化发展的渐进性?！被谎灾?，现代文明视野下的乡村世界，发展固然滞后了一些，也显得几分寥落、几分破败，但不可否认的是，乡土仍有太多亲切、太多值得回忆的点点滴滴。从前逢年过节，穷亲戚穷讲究，礼数一样不许少；正月里从初一到十五，习俗里天天都有大讲究，大伙忙忙碌碌倒也觉得热热闹闹。正是这些乡俗与人情，其间透出了咱们中国人世代相传的为人处世的智慧、圆润和温情。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社会内容之丰富早已今非昔比，然乡俗与传统并非铁疙瘩一块，它们也在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和拓宽自身所蕴含的现代内容，比如自古有之、维系一方的乡贤文化。我们不难想象，传统意义上的“乡贤”就如同作家陈忠实笔下的朱先生一样是白鹿化身的大儒，而今日中国之乡贤，则被赋予了更多现代文明的深度与气韵。一方面，乡贤依然是方圆百里德高望重之人，他们可以起到调节矛盾、教化民风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那些有能力又敢于担当的乡贤又会反哺归乡，造福一方；再加上信息时代的媒介传播又为传播乡贤文化提供了百姓喜闻乐见而又多元的方式，使之形成更好更广泛的影响，营造健康而温情的乡土氛围。

和传统的一些弊端相比，现代社会的那些病症更让人寒心。因此从传统中找寻抵御物化、抗拒西化的力量成为越来越显著的共识。那些源自坊间的乡俗与民情，已然成为一种文化心理，成为凝聚、团结、召唤同一族人的信念、符号。因此，回家是每个人的方向，团圆是每个人的愿望，“每逢佳节倍思亲”“月是故乡明”，每年的春运规模宏大，蔚为壮观，涌动的是国人血脉中的浓浓乡愁。与其说人们逢年过节回家是为了团圆，不如说是在乡土的温情里抚慰那些“奋斗在城里、知命在故乡”的年轻的心……以老祖宗留下的厚德载物与温柔敦厚，来唤起隐匿在人们内心深处的淳朴、厚道、善良与美好。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传统，它固然有多种形式，但内核是人们背负过去来认识这个时代，有对从前的怀念，也有指向未来的路。很多时候，回归传统反而能够更好地抵达未来。时下正火的河南莫沟村就是如此，它可谓是乡土中国在当代的一个典范。这里曾经青壮年外出打工，留下老弱病残，但在“一修复三实现”的整体规划之下，如今已建设成一个能满足人们乡土情结的村庄，它是孕育身体的老家，也是精神休憩的归宿。外出的人都归来共建家乡，并把它建设成理想中的故乡，村庄也依托旅游富足了，这就是当代乡土的古典魅力与现代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