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国际分工深化，全球经济已经形成了一个生产共享、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命运共同体。全球价值链（GVC）作为其推动力，将在决定未来全球经济格局和利益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全球经济发展大势变化中，为了创造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国家相关政策亦要适应全球价值链的特点，及时调整。

应由关注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传统产业政策转向针对具体增值环节的现代产业政策

全球价值链是分工链?？绻窘飞牟煌ば?、任务、环节在空间分割，组成了价值增值的不同链条，促使当代国际分工由产业间国际分工、产业内国际分工转变为产品内国际分工。这意味着现代企业竞争已经由最终产品竞争转化为生产过程不同工序、任务和环节的价值链竞争。为此，国家产业政策制定应由关注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传统产业政策，转向针对具体价值增值环节的现代产业政策。

适应全球价值链下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新变化，培育国际竞争的新优势，应制定直接指向更高附加价值和技术含量环节的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如技术创新政策等，将我国的产业竞争优势由成本优势转向创新优势。但同时也应注意，参与全球价值链只是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方面，对于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我国应制定有利于培育产业核心竞争力的产业政策，构筑中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

应由吸引外资的一般政策转向吸引全球价值链特定环节的具体政策

全球价值链是生产链?？绻驹谌蚣壑盗粗芯又鞯嫉匚?。随着全球价值链活动的细化，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已经超越了考虑经济、政策与社会稳定性，以及竞争政策、贸易政策、税收政策等一般性因素，而是依据跨国公司采取的治理模式和所处的全球价值链具体环节来寻求关键性因素。比如，在价值链的上游——知识创造环节，国家创新体制、知识产权制度和高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是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在价值链的中游——主要运营环节，产业园区、低成本熟练的劳动力、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服务等是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在价值链的下游——销售和服务环节，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基础设施、低成本劳动力是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

因此，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政策应由吸引外资的一般政策转向吸引全球价值链特定环节的具体政策。在确立本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战略目标和特定环节的基础上，应根据跨国公司针对全球价值链具体环节和模式选择关键性区位因素的新变化，制定有针对性的吸引外资的政策。例如，要吸引跨国公司的非股权投资，就应在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保护、提供各种便利的商业环境上实施有针对性的措施。

扩大开放的着力点应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

全球价值链是增值链。跨国公司基于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在全球布局，其增值大小取决于不同产业、跨国公司非股权方式选择以及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产业的关联度。其主要特点有：在产业增值方面，产品出口中的服务业增值高于制造业；在跨国公司非股权方式方面，合同制造和服务外包在非股权方式中的增值创造最大；在国内增值与国际增值方面，外国子公司产生的国内附加值占出口的份额高于国内企业，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增值小于国外增值。为了实现全球价值链参与效益的最大化，一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通过生产性服务贸易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二要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完善相关立法，加快外包人才培养。三要促进本地企业与全球价值链的连接，扩大全球价值链对国内经济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提高国内增值比率。

实施推进技术创新政策，完善竞争政策，突破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打破技术垄断

全球价值链是利益链。参与价值链不同工序、任务和环节的企业，都会产生价值增值，但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在利益分配中始终处于不平等地位。一是发展中国家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制造环节的低端，获利较少。二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利用转移定价，剥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增值中的公平份额，使其在有限的得利中获利更少。三是跨国公司以精益思想改变供应链，随时调整供货商，使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和就业经常处于不稳定状态。要打破目前全球价值链的利益分配格局，发展中国家必须突破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打破技术垄断，通过实施推进技术创新政策，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促进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链由低端进入高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