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救灾进行社会改造

中共通过灾荒救治对根据地民众和社会进行了有效改造。全面抗战前，陕甘宁边区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二流子”多达数万人，“他们不仅不事生产，还偷谷子，盗糜子，偷驴盗马，妨害别人生产”，“甚至造谣生事，勾结坏人，暗藏奸细，破坏农村治安，违反政府命令”，对边区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构成巨大威胁，对中共在乡村的社会动员和控制力带来严峻挑战。为此，陕甘宁边区政府利用大生产运动的有利时机，发起了改造“二流子”的运动，通过群众评议划定“二流子”、由区乡干部负责包干改造、给“二流子”分配土地、强制他们参加生产等方式，对“二流子”进行改造。到1943年底，陕甘宁边区共改造“二流子”2万余人，对改变社会风气、稳定社会秩序、推动大生产运动起了很大作用。

从1942年冬天起，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大规模妇女纺织运动。这不仅是重要的生产救灾措施之一，而且成为全面抗战以来中共领导的妇女运动的组成部分。据不完全统计，1943年8月，仅晋察冀边区的易县、龙华、满城等12县，从事纺织的妇女达到38983人。1944年6月底，太岳区参加纺织运动的妇女达7万余人。各根据地通过组织妇女参加以纺织为核心的生产救灾运动，不仅帮助很多家庭度过了荒年，而且改善了妇女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上的政治地位，提高了妇女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认识，促进了妇女运动的发展。

由于受到迷信思想的影响，很多老百姓认为蝗虫是“神虫”，不能打，越打越多。当蝗虫渐趋成灾时，他们就在田间地头进行祭拜，或者搭台唱戏酬谢神灵，有的地方还举行抬“蚂蚱老爷”神位游街的仪式，祈神显灵。但是，蝗虫仍然肆无忌惮地蔓延开来，太行区数十万亩农田的禾苗被很快吃光。太行根据地党员干部运用事实教育、树立模范、口号宣传等方式，进行宣传动员，终于使根据地民众的思想和行为逐渐发生变化，先后有上千万人次参加灭蝗运动。林北县在组织打蝗的初期，几个巫婆主张祭拜蝗虫，叩头烧香，遍地插旗，装神弄鬼，希冀以这种方式消灭蝗虫。为了揭穿巫婆的骗人把戏，党员干部就约巫婆进行比赛，一边是打，一边是“祭”，比一比谁的方法有效。就这样，当着群众的面揭穿了巫婆的把戏。第二天，参加打蝗的人数就增加了三分之一。太行区组织的大规模剿蝗运动，不仅使根据地摆脱了蝗虫的肆虐，而且打破了人们视蝗虫为“神虫”并对其顶礼膜拜的迷信思想，有的地方还把蝗虫变成救灾代食品。

保障民生是救灾之本

早在全面抗战初期，中共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即把“赈济灾荒”作为改善民生的主要内容之一。陕甘宁边区把“救济难民灾民，不使流离失所”作为施政纲领的重要内容；华北抗日根据地面对水旱蝗灾的肆虐，提出“保证不饿死每一个肯自救的人”；华中抗日根据地也在“救济灾民难民，切实改善人民生活”的施政纲领下展开救灾防灾的各项工作。

1940年，陕西省发生春旱，国民党统治区饥荒严重。陕甘宁边区虽然也困难重重，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自然灾害进行艰苦斗争，最终战胜灾荒。面对如此迥然相异的结局，陈果夫对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代理委员长许世英感叹道：陕西的国民党统治区“食粮缺乏，岁又歉收，民已有抛子入河，全家饿毙者”，而陕甘宁边区“大都丰稔，谋生较易，人民之逃迁边区者日见其多”。于此亦可见中共开展的救灾工作在保障民生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全面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仅有900万亩耕地。边区通过奖励垦荒、开展大生产运动等方式，鼓励开荒种地。到1945年，边区耕地面积达到1400多万亩，比全面抗战初期增加了500多万亩，增产粮食90万石，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得到改善，防止了陕北历史上因灾害和饥馑而导致的“饿殍载道”悲剧的重演。

各根据地政府以“为人民负责，与人民共艰苦”为原则，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符合民众实际利益、加快经济建设的政策，极大地改善了根据地社会的生存条件，提高了根据地民众的生存能力，把灾害带来的人力和物质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时期领导根据地军民取得了救灾事业的伟大成就，在中国赈灾史上堪称奇迹，它不仅取得救灾度荒的胜利，也使得中共的威信在群众中大大提高。同时，生产度荒运动又进一步发展了根据地的农业、手工业、副业等，为发展经济、保障军需、改善人民生活打下了基础，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作者：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唐晓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