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纯法律手段难以移风易俗

人情往来本来是中国的传统美德,是维持良好社会关系的纽带,只是到如今变了味,成了消费陋习。

那么,怎么解决这一问题呢?

在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中央提出:加强农村移风易俗工作,引导群众抵制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人情债等陈规陋习。

支振锋向《法制日报》记者分析说,单纯通过法律手段在农村地区进行移风易俗,面临一些困难。一是立法调整上的障碍,“移风易俗不是立法法授权地方立法的范围”。

支振锋表示,二是法律实施上的障碍。“农村的很多风俗习惯,哪怕是一些陋俗恶习,都是整个农村社会环境的一部分。社会环境不改变,仅仅通过法律禁止的方式来革除陋习,是很难的,毕竟这是村民自愿的行为,并且没有违反我国强制性法律规定”。

桂华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农村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人情债等陈规陋习,并没有触犯或者违反国家哪一条法律,不是法律规范的范畴,而是一种社会性活动,很难用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进行约束。

支振锋认为,对于农村移风易俗,革除陋习,可以做的是严格落实党内法规,全面从严治党,同时修改国家公务员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公务人员的职业伦理,通过党规和国法禁止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大摆宴席、大收贺礼、大吃大喝,带动整个农村陈规陋习的改变。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都认为,政府还可以通过乡规民约或者村规民约引导群众抵制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人情债等陈规陋习。

桂华表示,社会民风民俗本来是一个传统,陈规陋习的出现本质上是传统生活方式下的规范的瓦解,而且,社会秩序一旦失序,很难自发朝着良性方向演变,此时就需要外部力量的干预,比如政府进行干预,有助于形成社会良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