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谦一贯认为，考古学不是坐而论道，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通过研究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所以，他总结了为当下和未来服务的八点启示：

1. 文明模式的不同选择导致了不同的发展结果。在距今6000年至4300年这一时段，中华大地许多地方都开始了由基本平等的氏族部落社会向不平等的国家社会的过渡。由于不同地区文化传统的不同，在向文明演进过程中，选择的模式也不一样。红山古国走的是通过铺张的祭祀活动崇尚神权的道路，一切由神的意志来决定；仰韶古国走的是崇尚军权、王权的道路；凌家滩古国走的是军权、王权和神权并重而突出神权的道路。实践证明，崇尚军权、王权的仰韶古国，因比较简约并注意社会的持续发展而延续下来了；崇尚神权的红山古国以及虽有军权、王权但突出神权的凌家滩古国，却因社会财富被过度消耗而消失了。事实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选择怎样的道路是决定其能否继续生存发展的关键。

2. 文明演进的道路不是笔直、一帆风顺的，中间是可能发生改变。良渚文化的前身是崧泽文化，崧泽文化本来也是军权、王权为主的，如果它按照这个道路继续走，它也可能像中原地区一样。但是，当它发展到良渚文化这个阶段时，开始接受红山文化，凌家滩遗址崇尚神权的宗教观，把大量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因此垮下去了。

3. 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历程是不断实现民族文化融合、不断吸收异族文化先进因素的历程。实践证明，这是中国古代文明不断壮大、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当然，在民族文化融合过程中，其主流虽然是和平的、浸润式的、渐进的，但不可否认，曾经存在过非和平的、强制性的情况，这是应予避免的。对异族文化因素的吸收，不是全盘照搬，而要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加以选择。

4. 中国古代文明演进过程中，从氏族部落社会时代一直延续下来的血缘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祖先崇拜，是自身保持绵延不绝、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

5. 中国古代文明演进过程中，共同的信仰和共同文字体系的使用与推广，是维护自身统一的重要纽带。

6. 中国古代文明演进过程中形成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和谐共存”等理念，和在其指导下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国与国等关系的实践，是文明自身顺利发展的保证。

7. 中国古代文明演进过程中，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对保证大型工程的兴建和国家的统一，发挥了重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过度运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创造性。

8. 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过程，也是阶级形成、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不断斗争—妥协—斗争的过程，统治者推行的政策，即使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也需要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不可超过他所能够忍受的限度。秦始皇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如筑长城、开运河、修驰道等举措，无疑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长远利益和发展，但操之过急、强迫命令、横征暴敛却激起民愤，倏忽而亡。魏征向唐太宗进言就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回顾这一历程，发扬优秀传统，总结经验教训，对于中华民族未来的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郑彤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