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筑软实力传播的硬实力根基

文化，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不能够脱离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根基，否则，文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在构建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应当看到社会经济实力是文化发展与传播的现实基础，如果没有经济强有力的支撑，文化的软力量不仅会失去彰显其魅力的传播平台，而且文化本身也会面临着衰微的困境。

现在，我们的电影在海外还没有建立通畅的发行网络，电视也没有覆盖全球的播出平台，舞台艺术也很少进入发达国家主流的商业市场。这些既需要文化产业自身的繁荣发展，同时也需要国家在硬实力方面增加力度，进行长远的战略性投资。文化产业通常具有经济与文化的双重属性，所以，市场的失利并不等同于一般产品的经济失利，同理，市场的胜利也不能够等同于通常的商业胜利。电影的票房收入、电视的收视效果从来就不是一种单一的物质性经济指标，它还包含着特定文化价值的有效传播，体现着文化软力量的实现程度。尽管，我们不能把市场的胜利都说成是百分之百的文化胜利，但是，市场的硬指标同样也体现着文化的软实力。所以，经济的硬性指标实际上也是衡量文化软实力的一种尺度。一部电影就是具有再精湛的艺术技艺，再深刻的文化内涵，如果没有人观看，它的所有价值都将无从体现；一部电视剧就是具有再神奇的审美意味，再丰富的思想内容，如果没有受众的关注，它的精神内涵又从何体现呢？我们应当看到，经济的硬指标是体现文化软力量的重要标志。现在，中国电影在产业规模上不断扩大，票房节节攀升，电视剧的生产位居世界首位，这不仅标志着我国电影产业在市场意义上的胜利，同时也标志着我们的观众对于中国电影文化价值的认同，对于中国主流电影社会功能的确信。

中国之所以受到世界的关注，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综合国力的提升。正是由于我们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才使我们在国际舞台上有了文化的话语权，有了相对平等的谈判条件与相互磋商的议价能力，同时，也使我们的文化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就连约瑟夫·奈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在经济上的巨大成就是软实力得以提升的重要根源，是中国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的吸引力越来越大的根本原因?！保ㄑ钋绱ā吨泄嵘叭硎盗Α蹦嗣髦侵佟ǚ妹拦饰侍庋д咴忌颉つ巍罚┱饩褪撬担嗣遣换崞桨孜薰实囟砸恢治幕行巳?，人们感兴趣的文化往往是那种能够引领社会发展、促进经济繁荣的文化。人们在确认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之后，反过来才会对其文化的价值产生认同。包括以《文明的冲突》而闻名的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也强调硬实力决定软实力、硬实力是软实力的基础，物质上的成功会使文化和意识形态更加具有吸引力，而经济和军事上的失败则必然导致文化的自我怀疑和认同危机。所以，尽管有时文化会成为社会舞台的重要角色，但是经济依然是文化繁荣与发展的基础，文化的全面建设必然有赖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才能够真正实现。

实现文化软实力的商业化输出

不论是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还是文化的核心价值观，除了通过政府的公共职能机构进行贯彻之外，必须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以感性的、甚至是娱乐的方式进行广泛传播，以此建立公众对文化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丁言在其《主流文化的“守土”责任》中说：“文化只有被大众认同并成为全社会行动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才能成为整合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p>

尤其是中国要完成从经济大国向文化强国的历史性转变，我们的文化产品不可能永远停留在有限的本土市场内。中国必须集中力量倾力生产外销型的文化产品。不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包括流行音乐、舞台演出，都应当打造具有外销能力的标志性作品，使我们的文化产品具有全球化的市场视野以及跨文化表述的能力。国家应当设立专项的文化产业基金，推进“出口型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海外传播。我们不能把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简单地理解为是一种对文化的宣传包装与销售策略，而应当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的自我建构战略来落实。

任何文化精神的传播都必须要找到相应的文化产品才能够真正实现———不论这种产品是书刊杂志，还是视觉影像，抑或舞台表演，总而言之，文化软实力必须借助于特定的文化产品才能够进行有效的传播，单纯的文化理念并不能够直接地转变成文化的软实力。美国文化如果离开了好莱坞电影、百老汇歌舞、麦当劳快餐、万宝路香烟、可口可乐饮料，它在哪里呢？我们的文化传播同样需要的是一系列具有市场核心竞争力的文化产品，这些产品不仅能够满足中国文化市场的消费需求，而且还能够适应海外文化市场的商业取向。尽管海外市场的培育与形成并不是一个短时间能够实现的目标，可是文化软实力的践行必定有赖于海外市场对我们的认可。

通过商业化的方式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并不是意味着把所有的文化产品不加区分地推向商业市场，而是应当根据文化产品的不同内容，进行不同方式的扶助与支持，使它们能够在市场化的历史境遇中获得合理的生存空间。总而言之，市场之手有时是有形的，有时是无形的，但市场毕竟是要靠产品来说话的地方，所以，如何使优秀的艺术作品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并且立于不败之地，不仅对扩大文化产品市场占有率、同时对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建构传统与当代相整合的国家形象

现在，我们不能再以封建社会旧中国的文化遗产、民国时代旧社会的文化符号作为我们国家的文化标志，我们需要传播的是能够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特征的文化形象，而不是那些深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静卧在博物馆里的古董，它们不能够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标志。我们期望别人认同的文化也不只是古老的传统文化，更重要的还是期望世界能够认同我们当代的文化形象。为此，我们应当按照当代文化的构成元素来配置中国文化产品的内容，来搭建中国文化产业的交易平台，来铸造我们的国家形象，来传播我们的文化软实力。

我们所强调的国家形象，并不是一个社会政治概念直接演绎的影像变体，也不是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里国家概念的翻版，在电影艺术领域它是指一种通过叙事逻辑建构的具有国家意义的“内在本文”。这种“内在本文”不是显在于电影的影像表层结构中，而是通过影像叙事体与社会历史之间产生的“互文性”关系来呈现的。作为外在于电影叙事体系的国家理念，正是通过电影的叙事完成了公众对于国家形象的认同、对文化理念的首肯。我们国家的社会政体是艺术作品中国家形象的生成基础，也是其表现形式的现实依据。我们与西方不同的社会体制，决定了中国电影、电视中的国家形象不是好莱坞电影中的那种世界霸主的权力象征，而是我们社会力量的现实映现，它是与作品的叙事情节相互镶嵌的意义载体。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国家的标志是飘扬的国旗、高悬的国徽、激昂的国歌。面对这些神圣的国家形象，我们会肃然起敬，因为这是我们国家尊严与国家利益的象征。在中国电影的叙事体系中，作为一种体现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表意符号，国家形象不仅通过具体的、标志性符号表现出来，而且也通过电影的叙事方式和与现实的互映方式呈现出来。识别主流文化中的国家形象的表意方式，分析这些表意符号的生成路径，进而为主流文化提供一种可以依循、复制的表述策略，不论对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还是强化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都至关重要。

在中国人的文化价值体系内，以家为中心的文化观念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家、国一体通常是主流电影极为重要的一种文化特征：国家的畸变、动乱与家庭的离散、解体以及国家的整治、安定与家庭的和睦、重组是中国电影基本的叙事模式。影片《上甘岭》中的“国家形象”是以全体守卫上甘岭的指战员共同咏唱《我的祖国》这首浓郁的抒情意境的歌曲来体现的。在烈焰纷飞、热血横流的战场上，一曲抒发对祖国、对家乡思念之情的歌曲，以音乐/歌唱形式主导叙事内容的“国家形象”使观众个体的审美感受得到升华。因为在这种集体合唱的电影情景中，突出的并不是某个人物的所谓英雄性格，而是把整个叙事的焦点对准了超越个人性格之上的“国家形象”，她是故乡稻花飘香的美丽田园，是家园碧波荡漾的清澈江水。在这种充满诗情画意的集体歌唱中，国家的意义通过镜头的画面与音乐的旋律自然地呈现在银幕上，她成为观众心驰神往的一片美丽的家园圣地。

在许多中国电影的叙事本文中，“国家形象”是看不见的，甚至与“国家形象”相对应的象征之物———国旗、国歌、国徽也是“不出场”的，但无论是作为一种叙事的动机，或是一种重要的叙事背景，乃至于作为一种潜在地推进影片情节进展的叙事动力。在国家形象的历史性建构过程中，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观众对空间形态的国家认同。詹姆逊在《地理政治学：电影和世界中空间》中提出“认知图解”的观点，他把电影的空间关系与国家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在这个维度上，我们应当强调的是，要使电影院里的观众获得他们应当获得的“国家归属感”，而不能够使他们失去对国家空间的心理认同。观众的这种空间主体性的失落，将使他们无法在影片的叙事结构中感受自我的文化身份。即便影片中所呈现的是一个公平、正义的国家，但是由于失去了具体的空间认同基础，影片也难以建构与观众的真正心理认同感。所以，国家形象，是建构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关系上的一种互文性叙事结构，她的表述远比一个人物性格的塑造要复杂得多。

许多西方国家更多的只是知道古代中国的艺术作品，知道中国古代的代表人物，而对于现代、特别是当代中国的现实并不知晓。这些缺失都是需要我们通过长期的文化建设与传播才能够得到改变。我们今天所做的全部努力，其实，仅仅是这个历史进程中的开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