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月蝉没有什么朋友，她每天都在凌晨醒来，烧水、做饭、给小的喂奶，催大的上学。白天，她挺着大肚子，招呼一群孩子，出门捡垃圾。等孩子都睡下，她需要换洗收拾。

东西越收拾越多，视线所及全是杂物。拳头大的女孩鞋子像果实一样挂在铁衣架上，一串七八双，深深浅浅的粉色。高架床底藏着一根细竹棍。气不过的时候，她用来管教女儿，打完心疼后悔，她又抱着女儿哭，鞋子串就随着床架晃动。

捡垃圾的工作是与王忠魁多次交锋后争取来的。王忠魁不希望妻子辛苦，也觉得丢脸。夏月蝉则希望能多少补贴点儿家用：2个大塑料瓶1毛钱，15根铁棍则能卖1元钱。杂物堆在门口，几乎挡住了半个家门。

这不是夏月蝉想象的生活。来厦门前她坐了三天的绿皮车，本以为会抵达一个广大的世界，“生活会越来越好”。

在贵州山里的时候，家里的亲戚叫她“敢子”，是个大大咧咧甚至有点野蛮的女孩子。男人会的她都会：上树摘果子，下河撑船，搬起大石头捕捉藏匿其下的游鱼。她喜欢水，眼力好，能看清水流的暗涌和转弯，长篙一戳，划出老远。

那时候她的家乡穷极了。只有过年才杀一头猪，挂起来，吃一年。招待客人的时候，割一寸左右的肉炒菜。有一次为了一盘四季豆谁吃得多，她和最小的弟弟吵架。她先拿起镰刀，弟弟一急拿斧头削了她胳膊，鲜血直流。

她记得在贵州，女人分为两类：姑娘和嫂嫂。嫂嫂们有自己的规则。有个嫂嫂结婚四五年没有生育，大家都“瞧不上”，小姑们吃饭不愿意和她坐在一起。后来嫂嫂生了个孩子，和小姑们又亲热起来。

而姑娘的最终归宿终是嫂嫂。她读书读到小学三年级，没钱了。家里人求助于一个大伯，对方说：如果是男孩就借了，女孩读了书也没出息，终究是要嫁人的。她在门口听到了，赌气不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