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策把握能力方面，坚持实事求是和历史唯物主义，突出执纪审查工作的政治性和政策性，对违纪问题特别是违反政治纪律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按照“越往后执纪越严”的要求严肃处理，传递强烈的政策信号。

——在执纪尺度考量上，注重考虑综合因素，处理好“树木”和“森林”、减存量和遏增量的关系，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结合具体个案，综合考虑被审查人违纪行为的性质和情节、造成的后果和影响、认错悔错态度，以及配合组织审查、退缴违纪所得、所在地区或部门的政治生态等情况。如东风汽车公司原总经理朱福寿严重违纪案，综合考虑其在组织立案审查后真诚悔过、上交所有违纪所得、积极配合组织审查、主动交代违纪问题等情况，对其从轻处理。

——在处理方式上，综合运用纪律处分、组织处理等多种方式，注意克服处理方式的单一化，更加注重运用批评教育、诫勉谈话、组织调整、党纪处分等各种手段，管住大多数。中央纪委曾在就两名中管干部违纪问题定性时，综合考虑其违纪性质、情节及悔过态度、处理效果等因素，建议采取诫勉谈话的方式处理，取得较好效果。

执纪探索渐成机制：及时规范，制度机制逐步完善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将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写入党内法规，具有重大深远意义。２０１６年，从中央到地方，“四种形态”具体实践与机制探索同时推进。

为客观反映“四种形态”的实践情况，中央纪委研究建立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统计指标体系，进一步推动和引导落实“四种形态”。

为推进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制度化，贵州省委下发了《关于深入落实“两个责任”推进干部约谈常态化的指导意见》，之后省纪委发出了《关于认真落实〈指导意见〉推进干部约谈常态化的通知》。

一年多来，驻中宣部纪检组注重建立起实践“四种形态”的有效工作机制，已建立起主动联系机制、干部任免沟通机制、通报事项机制、文件材料报送机制、活动会议机制、驻点办公机制、请示报告机制等多项机制，起到了有效的监督执纪效果。

中央纪委资料显示，目前天津、福建、江西、四川、云南、新疆等２６个省区市纪委，中央纪委驻中组部、教育部、体育总局、证监会等３０家纪检组，已分别出台实践“四种形态”的指导性意见以及有关实施办法，为实践“四种形态”提供制度保障。（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