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一项孤独的工作。一盏灯,一本书,指尖在电脑上敲出一个个字符……这样的日子往往长达一年甚至数年。然而,这艰难当中又夹杂着不期而遇的惊喜,其中的美好,又难与外人道。

说起我和西蒙作品的结缘,是在十年之前的法国。当时我选择了西蒙作为博士研究的对象之一。法国作家西蒙不是一位大众作家。他生前不爱热闹,一生大部分时间隐居在南部的葡萄园里,再加上他的写作总是和“新小说”“形式写作”“先锋派”这些字眼联系在一起,所以给人很难懂的感觉。这确实不假,但也造成了很多误解,让不少读者对他望而却步。包括我自己,一开始读到的是一种全然陌生的小说样式,只觉得枯燥无味,苦不堪言。慢慢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那些白纸上无声的黑字开始像法国哲学家朗西埃所说的那样“和我说话了”。西蒙其实是一位特别温暖的作家,他笔下对时间、生死、自然、人世的思考具有直指人心的感染力。他的散文体行文非常优美,富有乐感、画感和诗意,是法语语言的大师,一旦真正读上就再难以释手了。把这样的作品翻译成中文是什么样的体验?有时候,是作品引诱了译者。

翻译《刺槐树》,其实也有另一层愿望,那就是让更多的读者能够与西蒙相遇。当时我和伽利马出版社“七星书库”《西蒙作品选》的主编阿拉斯泰·邓肯教授谈到这个话题,我问他:“如果要向外国读者介绍西蒙,您首先会选择他的哪部作品?”他说他会选《弗兰德公路》和《刺槐树》。我深表同意,因为这两部作品集合了西蒙一生写作的重大主题,叙事性较强,可读性也较高。《弗兰德公路》已经在20世纪80年代由复旦大学已故的林秀清老师译成中文,于是我就选择了《刺槐树》。

这之前,西蒙作品已有6部中译。他是幸运的,在中国遇到的是像林秀清、余中先、马振骋这样优秀的翻译家。翻译《刺槐树》,我本有些惶恐,但同时亦感到冥冥中我和这些译界的前辈有着某种默契。他们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也在翻译的过程中借鉴了他们对西蒙作品中长句、人称代词和标点等的处理方法。林老师是我国第一位在国外获得比较文学学位的女博士,对西蒙有深入的研究。她的译笔具有女性特有的细腻,很好地还原了《弗兰德公路》的意识流风格。我对林老师神往很久,遗憾的是她已经在2001年离世了。余老师翻译过西蒙的三部作品,听说另有一部待出版。我记得他在《有轨电车》的译后记中曾斩钉截铁地表示对西蒙作品中涉及性爱的文字不作任何删改或软化处理。当时读到,不禁拍手叫好。马老师是2014年傅雷奖得主,在他众多的译著中有一本是西蒙的《大酒店》。我曾专程拜访过他,看到他从事翻译的工作台、一旁休息的小沙发和线条优美的大落地灯,有一种朝圣的感觉:原来这里就是那些优美文字的诞生之处啊!

那么,翻译西蒙究竟是什么感觉?“当然很难啦!”西蒙的英语译者约翰·弗莱彻已经替所有译者做出了回答。西蒙是以语言的创新著称于世的。他的句子在法语语法和句法规范下是完全成立又自成风格的,但要将它们在中文的语言规范里进行转化却是对译者的极大挑战。我先前虽对西蒙的作品有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在实践中发现评论西蒙和翻译西蒙完全不是一回事!西蒙的句子常常由现在分词连接而成,绵长得简直没有尽头,但中文里没有这种结构,就需要对长句进行断句,有些标点的运用也要重新调整。另外,在这部作品中西蒙对括号的使用毫无节制,那么括号内外的内容也要在组句的时候做一些处理,想办法保持它们之间的连贯性。我在法国曾听戏剧演员让-马克·布尔读西蒙的作品,那真是耳朵的一种享受,所以我希望中文译文读起来也能朗朗上口,跟原文一样带有节奏感和音乐感。这很难,作为译者有时候会觉得非常沮丧……但当我得知西蒙的俄文译者阿莱克谢·维什尼亚科夫为了翻译和出版西蒙的《风》和《草》已经默默耕耘了十年,我又觉得自己的努力实在算不了什么。同时,其实翻译的过程也充满了乐趣。我会发现,中文和西蒙笔下的法语一样具有无限的延展性,一开始觉得不可译的东西,后来找到合适的处理方法,甚至觉得效果还不错,这种“玩弄”语言的感觉非常好。借由翻译我竟与自己的母语也进行了一次蓦然回首的久别重逢,这又是不经意的收获。

法国的一些西蒙学界的同仁通过Google Alerts得知了《刺槐树》译文获傅雷翻译奖的消息,纷纷来信祝贺。翻译虽是译者的孤独之事,但它也是文化的旅程。它缩短了地域和心灵之间的距离,令原本陌生的人们能够借由文字发出会心一笑,这真是一场最美丽的邂逅。

(作者系法国巴黎第三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法语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