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把科学发现归结为“从错误中学习”。在他看来,理论是试验性的假说,它们是否成立要经过检验。如果理论与实验不相符合,就需要我们认识到错误并批判地加以反思,从而推动科学进步和知识增长。

换个角度理解,在实验确认之前,谁也不能断定哪一种理论建构是正确的,就只能通过试错来寻找经得起实验检验的理论框架。这样的方法论智慧,通俗表达就是:如果未来是未知的和不确定的,那么要找到通往未来的路径,就要允许多元尝试和不断试错,并以实践为标准来进行检验。

放在现实中来考量,这对推进中国的改革发展也具有启发意义。人们常说,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替代性现代化道路,修订着教科书上固有的“定论”。这说明,在根本方向、基本原则确定后,中国改革发展的未来有着很多种可能性。很多问题要找到适合国情的解决方案,不会有现成的答案,必须依靠不断试错,在“从错误中学习”的过程中寻找解决方案。

可以说,一部改革开放史,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动态过程。安徽小岗村民按下的“红手印”,开启的是一场产权结构的改革尝试,既保留了集体所有的产权性质,又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新千年到来时,中国刚刚加入世贸组织,那时的担忧是民族工业能否抵挡跨国公司的冲击,而实践中探索出的混合所有制,既以市场换来了先进技术,又保住了中国企业的生存。在中国资本市场形成早期,邓小平说过这样一句话:“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薄凹峋龅厥浴彼母鲎?就是一种敢于试错的智慧和勇气,这也是贯穿中国改革历程的精神气质。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注重“发挥好试点对全局性改革的示范、突破、带动作用”,就是以最小的代价进行试错,又以最高的效率将试错的成果全面铺开。

试错,其实也是“试对”。改革,就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改革走到今天,已经进入深水区,如何理解“深水区”?一方面是阻力增大、风险增多,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不确定性更大,要找到破解难题的办法,更需要敢于试错的勇气。比如说,国企改革,如何既保留公有制的性质同时又激发企业活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既化解过剩产能同时又提升供给质量?引领经济新常态,如何既稳增长、控风险同时又提质量、增效益?在找到答案之前答案是未知的,因此,要鼓励创新就必须允许试错,要谋划改革就必须放开尝试。这也是为什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着重强调:既鼓励创新、表扬先进,也允许试错、宽容失败。

从这个意义上讲,干部不作为的最大危害还不只是耽误工作,更在于关闭了试错的空间,取消了探索的可能性。正因此,崇尚实干最重要的是要鼓励探索、允许试错,建立宽容失败的容错机制。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宽容干部在工作中特别是改革创新中的失误,这或许正是其深意所在。

《 人民日报 》( 2016年11月28日 0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