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已是一个深入国人社会日常的事实，从思想到技术，艺术也未能幸免。而虽说东西方文化交流是一种应有的常态，“东学西渐”却始终是一个令人焦虑难解的问题。86版《西游记》恐怕是中国电视剧历史上重播次数最多的作品。但即便有如此的经典，近两年，西游题材影视作品的重心还是发生了转向，叙事主调从孙猴子大闹三界、斩妖捉怪转向了唐三藏矢志西行、修为心性。也就是说，“西学东渐”的“有功之臣”从来自山野的草莽匹夫转为身在庙堂的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其实现宏愿的主导方式从无惧无畏地勇闯天涯转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修心苦旅” 。这一影视创作的转向，折射出当代中国文化变迁的一个维度，即不再满足于简单地借鉴西方、勇猛奋进式的“无根的变革” ，而是表现出对于“心”的主体性的关注，对于具有东方历史传承性的创新的关注，对于寻求东西方深度对话的关注。

神圣山水 丁方

美术创作领域也不乏这样的当代苦修者。其中，既有顺应时势而转向苦修的，也有坚持己见而一直苦修的。丁方属于后者。他以不变应对了当代文化的巨变，为其所倡导的绘画上的“东方文艺复兴”积淀了扎实而系统的艺术创作经验。他从20世纪80年代就行走在黄土高原，行走在中西文化的交融、创化之路上。他至今仍痴情于“神圣山水” ，2016年夏，先后重游了皇皇希腊、莽莽昆仑，以激发新的创作灵感。

丁方把自己开创一种新的绘画形式的努力看作是在寻觅一条“通向中华民族心灵之歌的途径” 。他认为，“在中国的精神地理构架上理应诞生一种最为粗犷豪迈的艺术形态，它应以激情充溢的笔触横扫画面、铿锵有力的雕琢点石成金，在错综繁复的织体内部，灵魂的骨骼傲然卓立。 ” 5月，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举办了“ ‘文艺复兴在东方’丁方艺术展” 。在现成品艺术、艺术品复制一度风靡的时代，这些留下来的“原作”给了我前所未有的震撼。不论是大块油彩“砌出”的高山巨石、细腻笔触重绘的西方肖像画，还是纸墨轻描的巨幅卷轴“十二先知系列”和“贵州少女系列” ，都从人的视觉直抵人的心灵。这些作品的内容固然是含义隽永，其形式也是“有意味的形式” ，正是内容与形式有机的艺术融合，造就了一种扑面而来的文化厚重感。单看某幅作品，可以说有着西方文化色彩与东方文化色彩的侧重，但就这一画展的整体呈现而言，换言之，就丁方的整体创作轨迹而言，东西方的“互镜”即中国当代绘画立足于东方艺术与西方艺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互为镜鉴，则既是其艺术创作上的鲜明特点，也是其文化表达上的总体倾向。

丁方早期的油画，与陈凯歌的电影《黄土地》一样，对“黄土地”怀有一种特别专注的艺术趣味。陈凯歌曾谈到自己是通过黄河和黄土地的“流淌着的安详和凝滞中的躁动”展开了文化反思。丁方则是先伫立在黄土高原凝视自己的内心，而后仿西方之名作，生中国之情韵，在风光和肖像领域都生成了独到的艺术创化。他的美术创作在近几年唤起了人们新一轮的多重解读，尤其在文化意义上被投射了更多的期待。在他的画笔下，“黄土地”与“大教堂”构成了进一步的对话，东西方的艺术、文化，乃至精神凭借着神圣之光、跨越了时代和种族在交流、交汇中“互镜” 。他念念不忘的“中华文明复兴的基因” 、“精神艺术资源的强度与力度” ，都在这种交流、交汇的“互镜”过程中得到了新的焕发。

丁方自己经常提到一句话，“有了光，便有了一切” 。在他看来，这不仅是在说绘画中如何处理立体物象在光线下会呈现出的明暗变化，也是在说画家如何将造物主赋予存在世界的这种神奇属性用眼和手记录下来，并使之获得灵性。这种光不单单是自然之光，更是心灵之光。由于这种灵性的表达，丁方的“神圣山水系列”曾经在哲学层面上被突出了关于悲剧性的评价。这不禁让人想起同样被赋予这一评价的许江的“残葵” —— “东方葵” 。但仅仅是悲剧性、文化意义之类的评判，还不足以准确定位他们的创作在当代中国美术史中的独特价值。南许北丁的美术创作，在文化空间的拓展上，向下、向外借力，最终都指向了向内的精神世界的呈现。指向乡土，或是指向西方，都不过是指向内心的一条途径而已。尽管他们的画作借的是民间的、非文人的，西北的、非市井繁华之地的“野蛮生长”的自然之力、神圣之力，但还是被潜意识的自我“规训”为传统士大夫式的孜孜以求的“修心之作” ，还是被指向了中华文明复兴、民族精神复兴的宏图伟业。

当代艺术理论最喧嚣的观点是“艺术终结论” 。为了摆脱终结论阴影的跨界艺术创作行为，却给传统美术领域带来了更剧烈的冲击。无论是西方的传统绘画还是中国的传统绘画，从这个意义上遭遇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终结。东借镜于西，西借镜于东，都逃脱不了单向的、无法长期有效滋养“借镜者”的命运，被借者的“被误读”也往往难以成为具有生长性的艺术创作元素?！盎ゾ怠痹蛟诟蟮某潭壬衔丛煨缘幕ハ嗷锰峁┝丝赡?，它才是东与西都可以在艺术上、文化上继续成长即实现“当代文艺复兴”的力量之源。南许北丁的美术创作也正是在这样的层面上，超越了一般范畴上的悲剧性、文化意义的评判，而成为当代美术“文艺复兴”的有益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