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不盲从东部沿海经验，创新加工贸易模式，让产业转移升级不再是无根之“浮萍”，从而成为重庆GDP增长的主力军。改革开放以来，加工贸易是我国尤其是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增长的一股重要力量。但我国传统加工贸易产业多数产业链较短，或者两头在外，原材料、零部件在外，在沿海加工，加工完了销售在外，利润薄、竞争力差，近年来东莞等东部沿海地区因为原材料、人工成本上升、欧美市场疲软等，不少工厂转移到东盟国家或倒闭。

最近几年，重庆创新发展了大规模的加工贸易。一是延伸产业链，把加工贸易的“微笑曲线”大部分留在重庆。重庆现在生产的每台电脑，它的产值的70%都在重庆。二是形成产业聚集，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集群。重庆因此形成了世界级的电子产业基地。

此外，社会制度尤其是产权交易创新，如地票制度、城乡统筹推进等，为重庆GDP增速带来新动能。著名经济学家诺思认为，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术。美国著名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也认为，最重要的创新来自社会方面，而非技术层面。

重庆成效显著的制度或社会创新至少有三个故事：“渝新欧铁路”的故事——重庆协调国家相关部委，将几十年前就有的中国内陆到新疆的铁路，运作成为欧亚之间的运输大通道，直接降低了企业运输成本，有效解决了重庆的交通短板；“地票制度”的故事——重庆市政府成立土地交易所，通过市场的机制，将农村建设用地进行产权交易，有效解决了城市化、工业化用地指标，也增加了农民财产性收入。最近重庆产权交易创新又拓展到新的领域，如新能源车，用光伏电池，或者风力发电等；“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的故事——重庆将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居民，实现就业、养老、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五个一体化，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城市消费。

需要指出的是，GDP增速第一只是一个单项“冠军”而已，且远不如增量、总量、人均GDP等指标“含金量”高，因而重庆经济发展仍任重而道远，“同志还需努力”，切莫沾沾自喜。

盘和林（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