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直播还须借助国家立法路径，将直播监管上升为“法规”，让网络生态变得更加纯净。

从直播飙车到“造人”，从直播屠杀野生动物到表演生吃奇特物品，从直播“偷拍空姐”到言语引诱未成年人……经历了约10年的蛰伏发展，如今的网络直播，已是一个炙手可热的新行业。然而，井喷式繁盛如斯，乱象亦随之丛生，引来指责如潮。

现实中，网络主播的直播行为，的确不太好管。一个网络平台上，主播房间众多，直播又未延迟，出现问题也是分秒之间的事，等到介入和处理往往“木已成舟”。当初，某平台出现了直播性行为事件，尽管第二天即在网站首页发布“禁令”，但不良影响毕竟摆在了那里。

不过，如果因主播行为的“瞬时性”和“难控性”等，将网络直播视为胡作非为的“无法之地”，却也有包容乃至放纵之嫌。

直播平台和网络主播的法律关系，不外乎三种情形。第一种是签约模式，直播平台与网络主播签订了劳动合同，主播为该平台服务，平台则向其支付一定劳动报酬。在这种雇佣关系下适用劳动法。如果主播出现了侵权等违法行为，根据侵权责任法及司法解释等规定，作为雇主的直播平台，应就此承担连带法律责任。

第二种是合伙分成模式，直播平台与网络主播签署，或者口头达成松散型的协议，双方约定分成比例。根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确立的标准，网络主播的“自由度”和“打赏获益”特性决定了，其与直播平台之间只是契约关系。在这种模式下，就不能按照劳动雇佣关系来约束主播行为，而应依合同法明确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如果网络主播存在侵权行为，应当由主播个人或者派出经纪公司承担侵权责任，直播平台主要承担合同责任。

当然，若主播仅为注册会员，在平台不知情的前提下直播不雅视频，将由个人承担法律责任。直播平台如知情却放任不管，则应负监管责任。这是第三种模式。

当然，无论何种模式，无论直播平台，还是网络主播，都要接受国家互联网法规的约束。日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关于加强网络视听节目直播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重申该总局有关规定，即直播平台必须持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未取得许可证的机构和个人不能从事直播业务，这就是“准入门槛”。

此外，其他约束也包括地方性行业规定“制约”，而直播平台被赋予了重要监管责任。今年4月份，20余家网络企业负责人，共同发布《北京网络直播行业自律公约》。但问题是，这种“自律公约”还存在内部自治、范围有限、他律缺失等先天不足，还须借助国家立法路径，将直播监管上升为“法规”。具体而言，应强化职能部门对直播监管，可尝试推行“打赏”滞后结算等制约措施，对直播平台、投资人、经营团队核心成员、网络主播等主体，视情给予吊销执照、行业终身禁入等处罚，让网络生态变得更加纯净。

□欧阳晨雨（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