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儿童文学创作中一直有两个时间维度：一个是当下的，跟随着时代的发展往前走，从20年前的《我要做好孩子》《我飞了》，一直到3年前的《余宝的世界》；另一个是过去的，比如《漂来的狗儿》《遥远的风铃》《艾晚的水仙球》。从我个人来说，我更偏好我的后一类作品，虽然它们得奖的频率没有前一类那么高，在小读者中的影响力和接受程度也没有前一类作品那么广泛。我偏爱，是因为我在写作这一类作品时的状态更纯粹，情感更投入。而且，我认为我的这类作品距离“文学”这个词更近。

黄蓓佳

《童眸》是在前年开始动笔的，从动笔到结束，前后写了大半年时间，先草写了一遍，又从头到尾一字一句改写了一遍，改的时间几乎跟我写的时间一样长。从前我很少这样，我写作一向是快手，20万字的小说一旦动笔，完成时间不会超过两个月。这部长篇大大地超时了。这是因为我明白到了我这个年纪，记忆力会衰退，脑子转动起来会慢，写作能力会下降，所以我珍惜，写一部就要把一部写好，起码自己要满意。应该说我对《童眸》是满意的。在我的所有儿童小说中，这一部是高点。我很希望以后还能有一部作品会比《童眸》写得更好，可是我也知道这很难，我已经把太多的写作资源花在了这部小说中，它里面浓缩的东西多得都让我心疼了，它是我的童年生活的集中体现，是我活到这个岁数以后，以一个过来人的眼光，反转回去对社会的认识，对人性的认识，对历史和文化传承的认识。里面的四个大章节，我完全可以分拆开来写成四部，现在我把它们压缩成一部，这一部的质量就特别大，没有办法一目十行地去读，读的时候必须要调动一切一切的生命经验去理解。年纪太小的读者或许还理解不了，需要老师和家长参与其中一起来阅读。所以我这部小说不仅仅是为孩子写的，也是为孩子的父母写的，我只是使用了孩子的视角，来表达我对这个世界的爱恋、悲伤、铭心刻骨的追思和温柔的批判。

我一向都不喜欢把儿童文学写得过于“儿童”，把小孩子简单地脸谱化，写成我们成年人想象中的过于纯洁的生物，而不是一个缩小的社会人。我们每个人都是从童年时代过来的，反思我们自己，在我们漫长的艰辛的成长过程中，其实是能够洞悉成人世界中的一切肮脏、龌龊、自私、卑鄙、欺骗、背叛种种劣行的，而且这些劣行在儿童世界里同样隐秘地存在着，只不过小孩子天使的面孔往往会隐藏起这一切。西方文明中有原罪一说，人生下来就是个野蛮人，自然人，每个人都有着与生俱来的自私，这是保护自己和获得生存的必要手段。然后我们要学会道德、文明、理性，要约束自己的行为，要从野蛮人进化到社会人，最后成为一个纯粹的有社会担当的人。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学习的过程，成长的过程。儿童文学的功用，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给孩子送去一个支架，一把扶梯，或者在前方点亮一盏明灯，让他们走得更加稳妥，不要偏移，不要走到旁门小道上去。

所以，我写在《童眸》这本书里的人物，白毛、马小五、细妹子、大丫、二丫、丁蛋儿、闻庆来，都不是明快和一目了然的单线条的小孩，既不是天使，又不是魔鬼，有时候美好，有时候邪恶，同一个孩子的身上，可以找出他很多很多优点，那些美好的、动人的、人性的闪亮之处，又可以找出他的很多很多缺点，比如自私、懦弱、冷血、刁钻刻薄、蛮不讲理、猥琐退缩。他们生活在我书中描写的那个荒凉而又贫瘠的年代，随波逐流地游荡在这个世界上，生命中从来没有“希望”这个奢华的词语，却也竭尽所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出了动静，弄出了一章又一章卑微然而动人的诗篇。人性的复杂，构成了我们这个世界的千姿百态。我个人认为，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千姿百态，文学中的人物才会有了体温，有了从书页中传出来的呼吸声，文字也才值得读者反复咂摸、回味、冥想。

在人类社会中，历史和文化需要传承，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经验也需要传承，没有这个传承的话，人类的基因仅仅从生物学的角度延续了下去，从社会学的角度上却是断裂了，我们的后代会成为一个不知来处也不知去处的简单物种。作家，或者说是儿童文学作家，就是这个传承者，是负有使命的人，要通过文学这样一种方式，把“从前”这个词语很具象地呈现出来，让孩子了解自己的家庭、家族、家乡，一直到族群和国家，丰富小孩子们对历史的感知，对人性的洞察，对田野文化、乡镇文化、城市文化多样性的认识。这也就是我一开始所说，我对于描写“过去时”这样一个时间维度特别感兴趣的原因。就这样一类作品来说，这是年轻作家的弱项，却又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作家的强项。如果我们不写，小孩子们就只能从历史书上读到那些朝代更迭的大事件，而不能精细入微地把自己代入历史，去体察祖辈们的生活情状，一饭一粥，一颦一笑，那些有声音有温度有呼吸的场景。所以我每写一部这样的作品，就感觉是从我身上放下了一个包袱，我放下的包袱越多，脚步就越轻盈，心情就越愉快，就觉得我对这个世界好歹还是做了一点有用的事情。

（作者为江苏省政协常委、江苏省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