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名社西泠印社自建社之初，即立“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这八个字指向两个范畴：第一是“金石”，第二是“印学”。金石为其大端，西泠印社在最初的十年二十年之间，曾经多次主办“金石家书画展”，规模巨大。定位为“金石家”的书画展览，当然必定不是普通的书画家展览。而关于“金石家”的身份认定，本来应当是青铜器研究专家、古器物学家、古文字学家、古文辞学家、石刻碑版考订研究家、古物目录版本学家、古文物书画鉴定家、古文献学家、考古学家、古物收藏家……有他们这样身份与修为的书画作品，才是“金石家书画展”的本义与主体。吾社第二任社长马衡著有中国近代第一部金石学的奠基之作《中国金石学概要》，对“金石学”学术框架有过系统而周到的阐释。早期的吴昌硕、丁辅之、王福庵以下，都善篆刻铁笔，又都习惯以金石学中人自居，视篆刻艺术为金石学术，以篆刻家视为金石家。

钟以敬书“西泠印社”及吴昌硕书辛酉社员题名石刻

金石篆刻本是一个融汇综合的大范围，但初创的西泠印社从一起步，就把“金石”与“印学”(篆刻)作为两个“点”并列提出。这就是说，“金石”与“篆刻”是两个既互相并行又可互相包容的领域。西泠印社在最初的宗旨确立时，即已确定了金石文化的大致模式。仅仅把它看作是篆刻一技，“以篆刻自囿”并据此来定义印社，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起步伊始，西泠印社就在国际化方面迈出了珍贵的一步。1904年筹备成立印社之初，就有日本篆刻家河井荃庐、长尾甲应吴昌硕邀参与活动，在孤山雅集中甚是活跃。据考证，第一篇《西泠印社记》文笔精妙，作为社史最重要文献，竟是出自于日本社员河井荃庐之手。想明治以降日本虽鼓吹“脱亚入欧”，但在文化上，日本向来是以中国为师，西泠印社的第一篇《社记》竟由日本社员操觚执笔，谓为西泠群贤的胸襟博大，又得谓西泠印社建社之初在海外交流上早占先机，恐不为过。此外，本“保存金石”之本义，1921年秋西泠印社紧急发动社员义卖义捐，集60余名家之力，赎回将流失海外的“浙江第一石”《汉三老讳字忌日碑》并在孤山设“汉三老石室”庋藏之，更是百年西泠史上提倡金石文化最辉煌的一页。

汉三老碑拓本

1923年9月1日，日本东京发生关东大地震，死伤惨重。以西泠印社为核心，联合上海书画诸社团在沪上发起募捐赈灾义卖活动，有收藏印谱、对联扇面、绘画书法、拓片题跋……所得大笔款项，由王一亭等携往东京，此一义举在当时名震四海。一则表明艺人们慈悲为怀、艺术无国界;二则体现出了传统精髓的“仁心”，不作狭隘的恩怨情仇而是不计前嫌扶困济厄，足见大国风范，更可谓是中国书画界也是西泠印社在海外交流中古来唯一的最重要记录。

抗战八年，苦撑待变;手无缚鸡之力的西泠诸贤高风亮节，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西泠印社也迎来了振兴的新时代，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日民间外交尤其是书法外交热心互敬，方兴未艾。日本民间书法界频频组织书法代表团访问中国，因两国并无国交，于是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为窗口，以在沪、京、杭、粤、苏成立“书法篆刻研究会”来从容应对之。北京有中国书法研究社，上海有书法篆刻研究会，江苏南京成立书法印章研究会，广东有书法篆刻学社。唯有浙江杭州，不再新成立社团，而是以西泠印社这百年名社应对之。日本书法家代表团到访杭州，西泠印社在孤山设雅集笔会，社中专家陆维钊、沙孟海、诸乐三、阮性山、韩登安等均泼墨挥毫、欢晤座谈于观乐楼题襟馆，目前社史老照片中，即有现场陆维钊先生挥毫之特写英姿，足为凭证。

陆维钊在西泠印社为日本书法代表团作书

至于1963年中国书法代表团访日，受到热烈欢迎，代表团中即有时任西泠印社副社长潘天寿，他回国后开始筹备开创中国高等书法教育，同年，浙江美术学院书法科成立，陆维钊任科主任;知吾西泠印社于当代大学开设书法专业，并通过海外交流，产生并提供珍贵契机，侧面作用非浅。潘天寿先生若不是在西泠印社从马一浮、张宗祥诸先生游，受到足够的书法专业活动薰染;又以书法篆刻家访日所观所感;仅靠浙江美院的中国画教学而视书法为辅助，未必会有此首次创办书法专业教学机制的大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