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尽管没有将犯罪者与公众隔离，但是规避了监狱汇集大量犯罪者的缺点，有效防止了轻度犯罪者“近墨者黑”。

易明是一个13岁的少年，和多数在学校里的同龄人不同，他混迹于犯罪团体之中，是精通撬车技能的“老江湖”。在过去两年里，他被警察抓到过十几次，但每次都因年龄未满14岁，被放回家“由家长进行教育”。他一次又一次地重返犯罪团伙，然后一次又一次地被抓，周而复始，不断循环。（《成都商报》8月15日）

易明的故事激起了公众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新一轮关注，也再次证明了现有法律体系应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缺陷。然而，像一些网友所主张的那样，降低承担刑事责任的法定年龄，把“少年犯”都送进监狱，就能解决问题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统计数据表明，有服刑记录者再犯罪的概率远高于一般人，因较轻犯罪行为入狱并出狱后从事更重犯罪行为的人也不在少数。这有助于说明徒刑不是改造、矫正未成年人罪犯的最佳方式。在改造与矫正犯罪分子这一方面，监狱环境有潜在的负面影响。

徒刑是对成年恶性犯罪分子的应得惩罚，也是对公众的保护。然而，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者来说，情况却有所不同。未成年人不具备完全的行为能力和足够的认知水平，其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尚处于塑造阶段，并未定型，对未成年人进行矫正的难度远低于矫正犯有相同罪行的成年人。法律之所以主张不对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刑事处罚，不是要对未成年人犯罪“网开一面”，而是为了用更好的方式改造和矫正。

对低龄未成年人罪犯一律不予追究，把改造和矫正的责任推给家长，显然是不行的。而将少年犯全都关进监狱，也不是什么明智的做法。前者等同于放虎归山，后者则相当于把年轻人送入了“犯罪的学校”。要真正解决低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社会需要一种积极、主动、一对一的改造与矫正手段，建立健全社区矫正与社会服务制度。

社区矫正，尽管没有将犯罪者与公众隔离，但是规避了监狱汇集大量犯罪者的缺点，有效防止了轻度犯罪者“近墨者黑”。

被矫正人的自由并没有被完全剥夺。一方面，被矫正人必须在规定时间接受法律教育、心理评估和社会辅导，并向主管部门汇报近况；另一方面，被矫正人保有与外界接触的权利，从而更好地回归社会。在许多发达国家以及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社区矫正制度有着良好效果，绝大多数未成年人罪犯和一部分罪行较为轻微的成年罪犯，都会被处以社区矫正。在尚以惩戒性刑罚为主的国内，社区矫正有着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与社区矫正相伴而生的是社会服务制度。这种刑罚是劳动和对社会的服务。常见的社会服务形式有街道清洁、物资搬运、扶残敬老等，让犯罪分子从事这些劳动，既能起到惩戒和提醒的作用，也能让他们认识到利用双手创造价值的意义，鼓励他们融入社会、远离犯罪。

让缺乏谋生能力和正确道德观念的“少年犯”进行社会服务，既可以告诉他们犯罪就要付出代价，也可以培养其劳动能力，端正其道德观念，将他们改造成对社会有用的人。同时，社会服务更重视劳动对社会的正面影响，注重罪犯作为劳动者的个人价值，从而更好地让他们认识到劳动的意义。

可能有人会担心，以改造为主、惩罚为辅的社区矫正会纵容那些“坏透了”的恶性少年犯。通过类似“假释评估”的手段，可以识别那些改造效果不理想、不愿接受改造的少年犯，转而对其使用监禁刑罚。

对于未成年人罪犯不进行任何处罚，显然是社会的失职。但是，处罚的目的不在于对犯罪者施加报复，而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可塑性极高的未成年罪犯更是如此。以社区矫正和社会服务为核心的刑罚手段，更有助于实现这种目的。（杨鑫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