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在2016年度第二季度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研究制定高校、公立医院不纳入编制管理后的人事管理衔接办法”。全面取消事业编制后，高校行政人员的晋升通道在哪里？高校的校长还有副部级吗？

一句“高校校长还有副部级吗？”不免令人莞尔一笑。有网友透露，某校长仿佛生怕世人不知其级别，在名字或校长后括号（副部级）。此事真伪待证，但我国确有为数不少的副部级校长以及多如牛毛的正厅级校长。有数据称，我国有33所副部级重点大学，其中的代表包括北大、清华、人大等等。

大学校长是不是官员呢？有人也许会问。他们亦学亦官，亦商，可称他们为学官，不少大学校长直接从行政官员转任，他们能不是官员吗？

其实，高校去行政化早已是大众共识，也是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6年前，中央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即指出，各大高校要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提出高校将取消“行政级别”。遗憾的是，尽管众望所归，但坊间的感受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高校去行政化进程显然与公众预期相距甚远。

如今，人社部再次吹响去行政化号角，再次带给公众浪漫憧憬，但是，去行政化何其难矣，且不说会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必然阻力重重。即便按人社部设想，全面取消高校的编制，也让人担心，单纯拿编制开刀，行政化是否还在？如果校长依然权力通吃，如果教授治校仍是中看不中用的画饼，如果资源分配仍然以价格为准，取消编制又有何可狂欢？

关于高校去行政化，我们不妨有两个小期待。一是还原高校纯粹的学府定位，还原校长的身份意识。高校毕竟不是官场，官场的那一套别用在学校里，而一校之长也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唯我独尊。

这就不能不提梅贻琦。一说到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名言，人们自然想到他的那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其实，梅贻琦还有一句有意思的名言，“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前一句话，是说大师之于大学的重要；后一句话，是说校长如何对待教授、对待大师。试问，校长有多少校长愿意给教授“搬凳子”？我们倒知道，有的处长像训孙子似的训教授，真是本末倒置。

二是高校的各级行政人员也别拿自己当回事。时任南科大校长的朱清时先生，以改革著称，他也感叹“去行政化”太难。一个例证是，他和同事们在招聘南科大管理人员时，有一个在另一所高校工作过的小伙子来应聘，一上来就说，“我已经是科级了，所以我到你们这里来，就算没有行政级别，但是我至少也得是副职部门负责人”。朱清时就跟他说，现在没有这些位置了，你这么聪明，南科大需要你，会把你放在更重要的岗位上，将来会有晋升的机会。当时，对方没有马上决定，朱清时本以为他会来，但他最终还是没有选择南科大。如此言行，或非孤例，我们还指责这个年轻人吗？

北京一所名校的时任校长高调反对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原因是，“中国目前是以行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住房、医疗、政府谈话、民间交流，全跟行政级别连在一起，没这个什么都干不了”。该校与政府部门打交道，一般找北京市教委有关部门，主体办事人员是处长，重大事情可能一年麻烦一次北京市的主要领导，没有行政级别就很难有机会见到领导。显然，如果不改变通行于世的官本位，高校单兵作战，恐怕性质不远，也意义不大。

不管怎么说，开弓没有回头箭，高校去行政化是大势。高校需要教育家，这是建设一流大学的基础。温总理说过，现在的教育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一是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二是让教育家办学。毋庸讳言，我国大学不缺校长，缺的是真正懂教育的教育家。为此，期待高校去行政化的改革不仅加速，更应彻底。改革名副其实，才能不负众望。（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