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被捉住并曝光的兴奋剂“黑手”，那些仍在悄无声息运作、不声不响得利的“兴奋剂链条”，以及“为奖牌和商业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只要不被抓住就不是问题”的“兴奋剂逻辑”，才是对体育精神最大的毒害。

和任何一届奥运会或其他重大体育赛事一样，里约奥运会期间真真假假的兴奋剂“口水战”也令媒体、网民和观众十分“兴奋”。然而相较于这些“兴奋”的兴奋剂热门话题，深埋“水面”之下的那些谜团才更耐人寻味。

一位体育历史学者说得好，“兴奋剂的历史和奥林匹克的历史几乎一样悠久”——早在古代奥林匹克，兴奋剂的使用就不是什么秘密，据记载当时不但参加奥林匹克竞技的人，甚至参加马车比赛的马也会被喂药；1896年现代奥林匹克开始之初，人们对兴奋剂的危害尚无充分认识，使用兴奋剂曾是合法的、公开的，甚至被运动员、教练员和媒体津津乐道。

1960年丹麦自行车运动员努德·詹森在参加100公里计时赛时猝死，尸检发现其服用了苯丙胺类兴奋剂。詹森事件促使运动界猛醒，翌年在雅典成立了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1964年东京奥运首次出现兴奋剂检测，针对的正是“出过事”的自行车项目；1968年，兴奋剂检测才在奥运会全部项目上展开。

但当时适逢冷战，将奥运会视作“和平的战争”、奥运奖牌榜视作“展示制度优越性的舞台”的美苏两大阵营、尤其在许多领域的竞争中处于下风的苏联-东欧阵营在兴奋剂研发、使用等方面达到空前水平，在苯丙胺、麻黄素等被“盯上”后，他们“与时俱进”地研究并普及了类固醇、血红素等“新武器”。甚至煞费苦心地“憋”出诸如血液回输（可以增加血红素又不易被检测出禁药成分）、让艺术体操等表现型项目女选手在参赛前发生性行为（据说可以大大增强选手艺术表现力）等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不算兴奋剂的兴奋剂手段”。

尽管将兴奋剂问题完全归咎于“冷战惹得祸”并不公允，但客观上冷战中对奥运锦标的畸形追逐，导致各方竞相加大兴奋剂研究投入，令兴奋剂水平以及相应的反兴奋剂检测能力都水涨船高；而与此同时，反兴奋剂能力却显得捉襟见肘，如类固醇直到1975年才被国际奥委会明文禁用，而血红细胞检测则是1994年才纳入国际奥委会兴奋剂检测范畴的。

1988年牙买加裔加拿大短跑选手本·约翰逊在汉城奥运“欺骗了全世界”——这也是他打破世界纪录，夺得百米冠军时某著名媒体的通栏标题。几天后本·约翰逊尿检东窗事发，“标题党”一语成谶。此事，也让国际奥委会和整个国际社会开始真正认识到反兴奋剂问题的重要性和严重性，此后国际奥委会和各单项体育联合会不断加大反兴奋剂力度。

但尽管此时冷战业已结束，“有计划有组织”的兴奋剂使用似已走到尽头，科技的发展和人类贪欲的永无止境，却仍让一个又一个和兴奋剂有关的惊天丑闻被曝光出来：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重大兴奋剂丑闻”的特雷沃尔·格拉汉姆-马里恩·琼斯系列事件，7届法国自行车赛冠军阿姆斯特朗服药事件，震惊世界的美国“巴尔科实验室”（BALCO）兴奋剂研发丑闻，2013年澳大利亚游泳4×100米接力队公开承认在伦敦奥运前夕服用澳大利亚奥委会禁止、但当时尚未被国际反兴奋剂机构WADA列入禁药名单的“思诺斯（Stilnox）”事件……

尽管兴奋剂可以令使用者“兴奋”，但其幕后的研发者、策划者却并不“兴奋”。相反，他们总是尽可能让自己更冷静、更残酷，以便既借助兴奋剂渔利，又能避开“猎手”的捕捉。

或许关注体坛兴奋剂问题的媒体、公众应该适当调整一下自己的“焦距”了——“出名的窃贼永远不是最危险的”。相较于被捉住并曝光的兴奋剂“黑手”，那些仍在悄无声息运作、不声不响得利的“兴奋剂链条”，以及“为奖牌和商业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只要不被抓住就不是问题”的“兴奋剂逻辑”（不止一个国家针对运动员的民调都显示，相当一部分运动员、教练员抱着“别人都在用我凭什么就不能用”的心态），才是对体育赛事、体育道德、体育精神乃至整个体育生态最大的毒害。

□陶短房（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