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公开就很难再回头”；市级人大预算审核亟须强化

在5年的课题组研究中，每一年的《报告》公布后，都会收到很多地方政府关于排名的反馈。有的地方政府会直接发函，表示他们非常重视财政透明度公开情况，对排名的波动情况共同探讨如何在制度层面加以改进。

俞乔表示，一方面是因为中央要求政务公开、建立阳光政府，通过《预算法》对地方政府的债务公开情况做了刚性约束；另一方面5年来长期排名靠前的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珠海、武汉、宁波、天津、南宁、成都、杭州等也反映了各地政府对财政公开透明的重视程度。

“在5年的研究中，课题组积累了大量的数据，没有和任何商业机构进行合作也不寻求有关政府部门的赞助，确保了本研究的学术性、独立性和公正性?！庇崆撬?。

通过地方政府的反馈，一些地方政府表示他们在提升财政透明度的道路上存在实际的困难，比如一些省级政府对市级政府的信息公开状况有规定和约束，这与中央要求公开财政透明的原则不符。其次，部分市级人大在审查本级政府财政报告的时间严重滞后，影响了市政府在年初两会之后及时向全社会公布公共预算。举例来说，有的城市，市级人大对上一年工作的审议，尤其是对决算的审议，要到第三季度才能完成，而另一些地方的市级人大可能年初就完成了预算、决算的审议，这从客观上也造成了两者公开情况的差异。而且还有一些人大代表对于非常专业的预算、决算存在“看不懂、搞不清、不开腔”的现象，因此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

对此，俞乔表示，一方面，市级人大对预算审核亟须强化，应该尽早把审议预算放在人大工作最为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人大代表要从业余人员逐步向专职人员改变，在现阶段则要为人大代表配专业人员协助开展预算审议。

“国外的议会里也有来自各行各业通过制度性竞争产生的民意代表，但他们都会有专职的助手和专家帮助理解专业性强的预算问题。”俞乔说，“一旦开始财政公开的制度建设，就很难再走回头路?！?/p>

最难啃的骨头：地方政府债务公开；仅有37.2%的地级及地级以上市政府、22.9%的县级市政府公布了债务情况

在其他重要财政信息公开方面，政府性债务的公开情况相比去年有所提升，但仍然最差，大额专项资金公开情况有了比较明显的进步。

其实，地方政府的债务情况一直是财政透明度公开中最难啃的骨头。

《报告》对市级政府的债务情况进行了重点分析。通过对全国地级及地级以上市政府、县级市政府的债务公开数据进行收集、统计和处理，课题组发现仅有37.2%的地级及以上市政府、22.9%的县级市政府公布了债务情况，而且公开的口径和统计方法不一。

对此，俞乔表示，目前从法律上还没有给地方政府举债合理、适当的解释。地方政府债务的统计口径非常复杂，现实情况是各地都有自己的融资平台，债务规模并不清晰。每年财政部、审计署在各地都要调查政府的债务情况，但最后统计出的数字往往没有统一的指标口径。

2014年10月2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2014年10月8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2014〕45号)》、2015年1月23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的意见(国发〔2015〕3号)》，自此之后各地政府对债务公开情况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加，且各地的债务置换呈现出更加透明的趋势，这也是债务的显性化标志。国家层面的立法、规定对于地方债务信息透明化具有较大的约束力。

对比来看，2015年政府性债务的公开情况较差：除了北京、广州、上海、天津、宁波和厦门6个城市外，其他地级及以上市政府都未公布政府债务和举债资金使用情况。而2016年政府性债务公开有了较大改善，37个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中，有23个城市部分公开了政府债务。

从内容来看，我国地方政府的总体债务包括：地方政府债券、向金融机构借款、政府投融资平台负债、或有债务等项目。但是，市级政府公布的债务信息中，则仅仅披露政府债券的情况，还未能完整、全面地公开所有政府债务。

俞乔表示，就目前政府债务公开情况来看，缺少银行借贷、投融资平台负债、或有债务、政府投资类债务等重要内容的公开。其主要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一、绝大部分地方政府通过下属的投融资平台公司来承担政府性债务，市政府并未在国有资本经营中公布这些平台公司的相关情况，也未公开地方国有企业财务情况；二、可能总体负债率较高，难以进行披露；三、政府性债务除了直接债务外，还有大量的担保债务，在公开上存在困难和缺乏激励机制；四、对或有负债界定的不一致问题，统计口径在技术上有很大的争议。

俞乔表示，控制地方政府的借债规模、完善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管、增强地方政府债务的公开度和透明度，这本身就是改善政府治理、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内容，也是大力发展我国金融市场的制度性基础设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