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征集新地名的通告中附上了暂时拟定的地名“定军山市”，这些日子陕西勉县吸引了不少关注。有人就提议，算一下因为改地名而增加的开支。当然，勉县的地名更改，源于撤县设市的契机，即便沿袭原地名，行政区划的调整带来的支出也难以避免。但对于那些有意更名的地方来说，改地名的成本账，值得好好算一算。（8月3日《人民日报》）

改地名的经济账，当然要算。不菲的经济成本，这也成为不少人反对地方随便改地名的一个最现实的理由。此外，对于改地名，诸如会否影响地方文化的稳定性，也多有讨论。但是，改地名最先要算清的，还是程序账。

无论是抢注历史地名，还是改地名，一个最好的理由便是为了城市的发展。仿佛改个地名就真的给地方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当然，改地名真是促进了地方的发展，释放了红利，这肯定是好事。只是，在讨论改地名是有利有弊，或是利是否大于弊时，很多人似乎忽视了一个前提，即这样的地名更改，是否符合了程序？

从当前的一些地名更改情况来看，程序似乎从来不是一个问题。有的地方地名改了一次后没效果或是遭遇质疑又试图再改回来；有的地方更改，似乎只是领导的一句话，典型如江苏宿迁的骆马湖，曾据说因“骆马”谐音“落马”，“犯了忌讳”，而被擅自改为“马上湖”；至于在改名之时就遭到地方民众反对质疑的，就更数不甚数。这里就回到一个严肃问题，地方改名真的是想改就能改？

根据相关资料，我国对地名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负责制。民政部是全国地名管理的主管部门，县级以上民政管理部门（或地名委员会）主管本行政区域的地名工作。也就是说，地名的更改，最终要通过上级主管部门的审批。而《地名管理条例》则要求，地名管理应当从我国地名的历史和现状出发，保持地名的相对稳定。各地方的相关条例也多要求，地名更改需征求民众意见。

但现实中，多数地方改地名往往只是在具体命名上征求一下意见，走一下程序，而到底“要不要改”则往往被省略。这种现象的出现，既与惩戒处理不足有关，即对于改好改坏或是违规改名，缺乏足够清晰和有效的追责制度，也与过度重视地名的“审批申报”而忽视民众意见有直接联系。所以在不少地方主政者眼中，只要搞定审批，民众的意见只是可有可无。

虽然不少地方的改名，至少在名义上多出于发展的焦虑，但不可否认，程序的规制不足，或是程序意识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地方主政者对于改名的过分迷恋，最终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和折腾。而在评判改名的正当性与否上，社会舆论似乎也陷入了“轻程序重效果”的窠臼之中。如此，只能进一步激发改地名现象的泛滥。

更改地名，本身只是一个中性的行政行为，并不一定说改地名就一定会损害地方文化的稳定性，或是“拍脑袋”的决定。只是在法治社会，评判政府的任何行为，都要先看看是否符合规范与程序，哪怕再有必要，也得按程序办事。只有这一点满足了，才有资格来算经济账、文化账。因此，面对竞相上演的地方更名潮，反思地名更改决定的行政合规性，是当引起重视了。（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