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崇拜 暴利驱使

记者采访发现，近年来“整村犯罪”现象频发，折射出目前农村传统规范“失序”、新的约束制度未能同步建立、基层治安防范机制不健全，尤其是部分农村基层组织涣散软弱，对于潜在风险长期纵容，最终酿成群体性犯罪，值得反思。不少基层干部建议，“整村犯罪”现象频发倒逼当前农村建立有效的治安防范体系。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陈波认为，从农村发展的自然规律来看，中国农村的人员结构等发生了巨变，居民价值观念也在过去20年中发生了重大转变，也为“整村犯罪”的形成提供了土壤。伴随着农村巨变的是传统规范与制约的失效与新的制度没能同步建立，导致人们迷恋对物的占有，对金钱的崇拜，产生人格衰退、精神衰退、道德衰退。一些案件中显示的是共性的问题：村民犯罪的唯一目的是钱和利益。

有专家认为，从横向对比来看，部分农村地区的极端贫困也在某种意义上“滋长”出了畸形的“整村犯罪”。不少“整村犯罪”村民生活的地方都极为贫困，例如庙坝镇是云南省扶贫办确定的贫困乡镇，石笋村是被扶贫的村庄之一。除了贫困，不少村民还有不良嗜好，比如好赌成瘾、嗜赌甚至嗜毒成性。一旦赌输或是毒瘾发作，往往借高利贷，债台高筑便铤而走险。

一些基层公安民警表示，当前维持基层公共安全的自我服务力量不足也是导致“整村犯罪”现象未能被消灭在“苗头”阶段的重要原因。

记者在海南、四川等基层调研也发现，部分偏远乡村地区甚至出现了“治安管理真空”，常年没有治安力量驻守巡防。记者在海南昌江王下乡了解到，该乡下辖4个村委会、13个自然村常驻3200名黎族同胞，辖区派出所只有4名民警，相当于1人负责1个村委会，警力明显不足。

另一方面，基层干部人手缺乏，工作多、任务重，难以建立有效的社会防护网。四川射洪县金家镇镇长吴冬说，村上人员复杂，但仅靠他和村主任、文书三位干部，常常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此外，部分地方对村“两委”班子成员的监督薄弱。在目前的村级基层组织中，大部分权力集中掌控在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手中。个别村民主集中制受到严重破坏，村“两委”班子成员监督“一把手”难有实效。此外，由于一些“村官”的关系网错综复杂，“手眼通天”，根本不把乡镇干部放在眼里，乡镇的监管往往变得脆弱无力、无可奈何，致使很多能够在萌芽阶段制止的违法犯罪行为自由发展，最终酿成大祸。

倒逼加快农村精准扶贫

一些基层党员干部、司法机关负责人认为，“整村犯罪”反映了经济社会转型期我国农村面临变化与调整的复杂形势，也倒逼农村加快精准扶贫，根治整村犯罪根源，以及从信息资源共享、农村警务战略等层面建立有效的治安防范体系。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学院副院长魏永忠建议，首先需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在大数据背景下进一步推动警务信息化建设，加快推进实现全国公安机关的“一网化格局”。此外，社会治安防控的信息收集不能仅仅依靠公安部门自身，也需要集合社会合力，扩大信息来源。

其次，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助推“群防群治”落地。例如，今年初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出台有关规定，设立专门社会治安群防群治信息线索奖励项目，拿出百万专项资金奖励群众，最高奖励标准分为四级，一级信息线索原则上不低于5000元，奖励发放可以以现金、银行转账，也可以用电话充值、微信红包、流量赠送等方式实施。规定出台仅一月内，相关部门就收到群众举报线索并循线抓住了三名邪教分子。

第三，创新普法宣传，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老人安全防范意识教育，有关部门应组织专门培训，提升他们应对危险的能力。海南省儋州市司法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针对儋州部分农村电信诈骗猖獗情况，司法部门目前根据真实案例改编微电影进行司法教育取得良好效果。同时更具体的做法，则应该对未成年人，设立专门的教育基地，对他们进行正确引导，从源头上扼杀犯罪“毒瘤”。

最后，多渠道丰富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海南昌江县王下乡副乡长卢以斌建议，一些边远地区的农村文化生活十分单调，要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娱乐活动。此外，还需培育、规范农村文化消费市场，防止“黄赌毒”侵蚀，结合商家的赢利性与政府的公益性，创新模式，让优质图书、光碟等文化产品进入农村，为农民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