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服务业是发展经济、促进就业的‘催化剂’。”韩启德在调研中指出，随着社区服务消费空间拓展，以及“互联网+”潮流到来，以往“小而散”的社区服务将成为极具价值的消费市场和数据金矿，激发分享经济等商业模式创新，为调结构、促发展提供强大动力，未来应当强化社区服务业发展的规划引领，为部分服务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必要扶持。

加强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引导社区治理与社区服务相协调

随着社区服务业的迅速发展，社区治理的工作也不断面临新情况新问题。一方面，社区服务业内容、规模的扩展对社区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社区治理的水平也影响着社区服务业的发展状况。

在社区服务业发展中，服务水平不一、收费混乱、售后保障难等系列问题是居民反映社区服务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据统计，2012至2015年，全国生活、社会服务消费投诉增幅达26.04%，投诉量占服务类投诉的1/3。如何协调处理好这些问题，让社区服务业健康发展，让社区群众放心满意，成为社区治理过程中值得研究的问题。

“社区治理与服务涉及工作很多，有没有部门主管或牵头？”“政府和居民间怎么顺畅沟通？”“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间，政府各部门间如何协同？”“政府和市场间如何协同区分甚至列出清单？”调研走访与座谈过程中，韩启德对社区的职能定位和管理机制十分关注。

调研组在调研中发现，当前社区治理与服务的体制机制仍不完善。社区治理工作与服务工作在政策、制度层面仍彼此分割，缺少战略性和系统性。从中央层面看，部际协调难度较大，未形成协同推进的有利格局，中央虽设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但主抓社会治安工作，不过多涉及社区治理与服务领域；卫生、人社、民政等部门间的行政壁垒，也制约着社区医疗、养老融合服务等的制度和标准建设。

此外，社区自治和各方参与的意识能力仍然较弱。例如，小区业委会在维护业主权益、协调各方关系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因出现时间晚、分管部门不同，业委会并未纳入社会组织和自治组织范畴，与居委会的关系较不清晰，与物业公司地位不对等，为治理资源、程序、监管等方面的割裂和混乱留下隐患。在此影响下，业委会地位处于弱势，全国成立率仅不到40%，监督和服务作用发挥极其有限，实际正常运作的约仅占15%。

调研组建议，未来应以信息化和标准化为基础，统筹推进社区治理与服务改革。设立社区治理与服务的部门联席会议制度，落实部门分工和责任；聚焦基层政权与社区的职能梳理，建立“契约”管理关系；加快推进“互联网+社区治理与服务”信息平台建设、标准体系建设；加快完善社区服务业尤其是养老、幼托、家政、资源回收等行业标准，完善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公益创投等服务标准，以及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孵化器标准等一系列规范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