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一市民卖房后才知卖的是重点学区房，于是提起诉讼，认为教育部门未能在公众可以接触到的媒体公布学区房调整信息，导致房屋贱卖，向教育部门索赔损失34万元。最终，法院判决教育部门公开学区信息方式存在瑕疵，但不属于行政不作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中国青年报》6月7日）

重点学区房竟然卖了个白菜价，房主的郁闷、懊丧可想而知。以此为据，将没有履行普遍告知义务的教育部门告上法庭，亦属情理之中，并非不可理解。

毕竟，当初教育部门变更学区房相关信息时，只是在学校门口张贴了学区图，并没有依据《公开条例》之规定，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此外，其后教育部门在网站公布信息，也没有遵循“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的规定，而是在变更之后近半年才公开。

尽管法院最后只是认定被告信息公开行为存在“瑕疵”，并不构成行政违法，但显而易见，房主之所以出现市场误判，主要是因为其没能及时获知政府信息。据此可知，则二者均负有一定责任，一者，以学区房之高度敏感及附加之市场价值，房主应知而未知，当然有责任；再者，教育部门本应采取“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而未采用，同样难辞其咎。

在当下，城市商品房的价值涨跌，很大程度上与是否学区房、是否重点中小学学区房有着很大关联。一些地产商甚至因此与重点中小学联手，互为依恃，各取所需。这些早已成为公众日常生活的常识，亦属于政府行政行为影响市场房价的典型例证。简单否认二者之间的因果关联，并不能让人信服。

政府的不愿“大事声张”，可能有企稳房价的考量，姑且认为是出于一种善意，但在客观效果上，并不能因此抹杀乃至屏蔽学区房价格坚挺的现实。无论是从公开，还是公平的角度出发，都应该多一些确定性，而少一些类似的遮遮掩掩、拖拖拉拉。事实上，这也是信息透明的本意所在，即在既定的、透明的规则下，才可能有所谓的机会公平。

这一案例也表明，有必要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做更具体的补充与限定。比如，应该在什么样的范围、时间段内公开，应该有更刚性的约束；若没能履行相关公开义务，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等等。还有，“瑕疵”与“过错”之间，似乎也应该明确的界定，不能存在太大的自由裁量。特别是，在政府与公民之间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相关规定应该更清晰、更具体。

当然，除了及时主动的政府信息公开之外，城市政府理应从根本上解决学区房对民众的巨大困扰。一方面，尽可能做到科学决策，举凡涉及到可能影响民众投资决策的教育、医疗资源配置调整，一定要主动、广泛公开；另外，也应认真落实公共资源均衡化的精神，实现优质教育的全面覆盖，免使民众遭遇多重的挤压与损失。

学区房载不动许多愁。城市生活应该更合理、更多些确定性，而不该总是将民众置于与政府信息“猜谜”、“抢跑”的境地。（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