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我7岁?！?/span>

“我5岁那年，听大人们说……”

这种句型，在新时期以来的很多作家的笔下都出现过。很多评论家称赞这种语言方式的新颖和“先进”，说是从外国的什么流派什么主义那里学来的。而我读到这种句型，却觉不出多少新鲜感。因为早在李心田先生发表于上世纪70年代的小说《闪闪的红星》中，我就读过这种自叙体的行文句式了。小说《闪闪的红星》，是我少年时期很喜爱的一部作品，大概也可算是我拥有的第一本藏书吧。

我在学校操场的大树底下看，在防震棚临时改建的教室里看，在烧火做饭时一边拉着风箱，一边打开这本书继续看……我随着潘冬子的故事而悲痛，而欣喜，而愤恨，而兴奋。相隔几十年后重读这部红色经典，仍然很激动。当年由这部小说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非常成功，其中的一些红歌至今到处传唱。跟电影的巨大影响相比，小说原著的文本意义和创新精神，似乎被掩盖了。尤其是其中的很多忠实于生活并遵循艺术规律的细节描写，比如对冬子在茂源米店学徒经历的生动叙述，以及电影改编时被删掉的冬子寻找父亲的那些曲折描写，都有很多非常高超的结构技巧，体现了作家驾驭文字的深厚功力。

尽管居所几经变迁，过去的很多藏书都散失了，那本少年时的《闪闪的红星》，也找不到了，但说到我的藏书这样的话题，我还是首先想到这个书名。那颗闪闪的红星象征着骨气和光明。那灿灿的光芒仿佛穿透时间和风雨，依然照耀在我的心上。

少年时期，我的家里清贫，而书店里的图书品种也不多。记得为了买本《王老师和小学生讲作文》，还得托熟人去新华书店库房去“走后门”。当时的书大都是借着读的，实在谈不上自己能够拥有多少藏书。而我真正开始自己买书藏书，则是从15岁考进河北无极师范学校后开始的。因为师范的同学每月可以领18.5元的补贴。吃饭以外的零花钱，我基本都用来买书了?！兑度闱槭　贰陡璧率　贰独趁赏蟹蚴　贰端Υ贰妒矢衤伞贰断戎返扔跋煳液苌畹氖椋际悄鞘焙蚵蚶吹?。其中冰心先生翻译的黎巴嫩诗人的散文诗集《先知》，因为版面排得很宽松，我还在空白处手抄了顾城的一本诗集，带在身边经常阅读。

现在经济条件好了，逛书店尤其是逛旧书摊，仍然是我的一大生活乐趣。偶尔发现一本自己心仪的好书，就像捡到了宝贝一样高兴，回家路上的脚步都感觉轻松了许多。

在我的藏书中，有一本很特别的复印本。那是2010年，我专程去国家图书馆复印的一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中学生诗歌选”，叫《我们这个年龄》。这本书被称为新时期第一本中学生的诗歌选集，是当时的《语文报》编辑部编选的。每次重读，我都会回忆起当年《语文报》“发表园地”版认真负责的编辑阮有道老师。正是他的热情鼓励和赏识，使我走向了文坛……书的定价是0.73元，复印则花了近60倍的价钱。这中间相隔的这几十年的岁月，更是哪怕再多花多少倍的钱币，也买不回来了。正所谓流光容易把人抛，不知不觉地就红了霜叶，黄了碧草，俗了芭蕉，老了樱桃……可是，因为诗的保鲜作用，我居然在这本薄薄的小册子里，重新看到了许多同龄人的青春。

在这本久违的书里，我读到诗人洪烛、伊沙等人的少年作品，也重温了一遍我自己的青春歌谣。那时候，我正在河北无极的一所乡村师范读书，用高新昌的名字写了两首诗，一首是歌颂老师的《老师，您培养的是祖国的春天》，另一首“豪迈”些的叫《地球礼赞》，说是：“你的心里沸腾着火的情感/你的身上叠印着纯朴的追求。/海浪替你一声声宣告：/‘生活，不应是寂寞的死囚！’”遥想当年，好像是只需一?；鹦牵湍艿闳妓械娜妊?。

艾青老人在这本小书的开头说：“从诞生到二十岁，这是一生中的春季，是一生当中充满希望的年龄，是耕耘的季节，是播种的季节，也是万物生长的季节，是金子般可贵的季节。让我为这个年龄的人们祝福，祝他们健康成长，祝他们在前进的道路上繁花似锦?！备糇偶甘甑姆缢暄赝吩俣涟嗟淖８?，我的心中充满异样的感动，荡漾起一种柔柔的温情。

已经是几十年了啊——有人栽满了一路蒺藜和稗草，却也有人把这一径长途打扮得花香果甜、漂亮潇洒、明媚清新。对自己，我继续着一份自信的期许，对别人，我也继续着一份美好的祝愿。尽管脚下的道路是不同的，但相同的应该是向前行进的方向和脚步。

（作者为《中华诗词》杂志执行主编，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