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谦抑，悯恤未成年人，自然初心感人。因此，面对降低刑责年龄的吁求，最高检表达的意思，大概就是“一颗慈悲心”：比如徒法难以自行，“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归根结底是社会原因”；又比如多点宽宥胸怀，“随着未成年人年龄的增长，自控能力不足的缺陷可能会得到自愈”。

只是，一份来自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发生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中，14岁至16岁年龄段所占比重逐年提升，,至2013年已突破50%，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低龄化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检在强调要审慎研究降低刑责年龄的同时，亦坦诚一个事实——“校园暴力犯罪往往团伙性较强，部分案件中未成年人作案手段残忍，不计后果，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此外，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实施杀人、强奸等恶性犯罪案件的新闻不时见诸报端，让人非常痛心。”那么，面对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事件，学校教化、家庭管教、收容教养的这一碗碗“鸡汤”，果真治得了病吗？

说来说去，还是老理。世易时移，法律虽然不是万能的上帝，但也不能拖着长辫子过日子。自我国于1979年颁布的首部刑法中规定14周岁为“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迄今，该规定已沿用了37年。当年以14周岁为分水岭的种种“客观因素”，如今还是那个“白云蓝天”？早有国际惯例给我们作了科普：英国刑事责任年龄最低可以到10周岁，该国司法部认为，10岁的儿童已经完全有能力区分淘气行为和犯罪；而在美国，自上世纪80年代之后，各州普遍降低了“刑责年龄”，甚至法庭上出现过10岁的少年犯。在刑责年龄上完全用“拿来主义”固然不太合适，但有所借鉴、有所思考，也是与时俱进的基本之意。2016年全国两会上，民进中央还专门提交了《关于遏制校园暴力伤害事件的提案》，认为法制不健全，青少年校园暴力犯罪成本低是首要原因。

去年，湖南邵东县小学女教师在学校被害一事引发全国热议。三少年杀手之残忍与冷酷，令人如芒在背。甚至今天的不少未成年人犯罪，恰恰“瞅准”了刑责悲悯之空隙。某种意义上说，刑责成本与未成年犯罪，多少有些互为因果的关系。这个时候，需要厘清的道理也许只剩一个：刑法要义固然在于惩戒犯罪、保障人权，这里的“人权”，既包括未成年人，更包括一切守法公民。

法律不能包治百病，但，适时调整未成年人刑责年龄，无碍宽严并济，更显因时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