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祸得祸，这是河南农民杨守法的人生遭遇。2003年被误诊为感染艾滋病的杨守法，在经历了惊恐绝望、旁人歧视、妻离子散、被抗艾药吃出一身病等等凄惨折磨将近10年之后，命运再次把他推到了另一场悲剧之中。他在一次病重之后的检查中被发现，艾滋病毒抗体为阴性，于是与当地政府部门交涉，不料补偿没得到，杨守法连以前每月200元的农村低保、200元的艾滋病救助金也被停发了。

相关的诊断资料显示，杨守法可能感染途径为“献血”，感染时间为1992年，但“确诊”时间为2004年。拖这么久才被“确诊”，是因遇上了2003年底的一次艾滋病筛查。当时有政策，哪个村筛查出超过20个，就设艾滋病治疗点，盖5间房，配医生和护士。

杨守法是在哪一个环节上被误诊为艾滋病的，未来有待官方从省、市、县、镇四级疾控中心或医疗机构的责任筛查中彻底“会诊”，给出一个负责任的“诊断”结论。是不小心的张冠李戴，还是庸乱散的技术失误，或者是凑人头的有意为之，这些都需要给杨守法、给社会，认认真真地交个底。

资料显示，2003年前后的艾滋病筛查，全国确实查出许多因卖血性质的或明或暗的“献血”所大面积感染的“艾滋村”。而这些病，大多是由于采血机构通过设立的血站里感染的。杨守法是其中“献血”大军中的一个。当时的代价是一次卖了“两袋血”，换回50元钱。有人说这是贫穷带来的悲剧。但实际上，是贫穷地区更需加强医疗及疾控管理的配置，与现实管理配置的落后状况不相匹配所造成的；是农民兄弟面对生活压力、面对医疗和疾控管理所表现的不可抗拒原因所造成的。所以，给他们的感染艾滋病承担政府的责任，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补救，是一种“赎罪”。

当初“哪个村超过20个艾滋病人就设治疗点、盖5间房、配医生和护士”的举措，显然是政府部门希望通过大量的投入，让不幸的农民温暖起来、把生命的底子兜起来的一种关爱姿态。然而杨守法的“传奇”经历证明，在将近长达10年的“被艾滋病”过程中，职能部门这个底，兜得漏洞百出。它已经成为光发药、不检查、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纯粹“人头活”。国家投入的这些钱，已经沦为了“人头费”。

一次“误诊”，十年不知。如果说第一次误诊有可能缘于技术、缘于管理的落后，那么，后面的十年，是整个疾控管理机制出现的系统性大病，是机构设置的形式远远大于关心患艾滋病农民的诚意。对待生命，这么严肃、这么严谨的事，当地职能部门和医疗机构，能够放出这么大一个“乌龙”，可见这项与死神抢夺生命的工作，已经被敷衍到了什么程度。

如今，没病的杨守法，因为大量抗艾药的服用，已经惹了一身的病。守法的杨守法，一没闹二没吊，他只是希望政府部门能够补偿。但话不投机半句多，镇平县疾控中心、县中医院说，“10万元都赔不到”。这挑子，撂得很冷漠、很绝情。杨守法觉得自己生如死囚，“人生都被毁了”。

因祸得祸，本是法治的戒律。但杨守法的这场祸，是责任部门赋予的。让造祸者得祸，是政府部门处理这起奇葩“冤病”的另一番诚意表达方式。如果让已受创伤的杨守法独自去背，那么，杨守法式的悲剧就会四处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