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盲目相信“自报”，认真查验证件，或者是调阅公民信息库比对，这种情况还会出现吗？

从未去过广州的湖南农民陈俊杰，却被广州当地法院以“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近日，陈俊杰向新京报记者反映称，在一份广州番禺法院出示的刑事判决书中，被告人个人信息与其丝毫不差，而信息来源则被标注为“自报”。

看似荒唐的事儿，对于狡猾的“李鬼”而言，堪称一次成功的欺骗，即便坐了三年的大牢，但也只是人身自由的暂时限制，至于伴随刑罚而来的道德谴责和前科案底，都可以“李代桃僵”，转嫁给别人。然而，对于被冤枉的陈俊杰，却因为这次不实的信息“自报”，要吞下驾驶证不能申办、屡遭警察盘问、无法办理居住证等不良后果。

根据《居民身份证法》规定，一旦出现身份证被别人盗用，造成财产、名誉受损等情况，冒用者及审查部门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受害者有权通过相应的渠道向有关部门追偿。根据《刑法》规定，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或者使用骗领的居民身份证从事违法活动的，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问题是，这些看似颇为严厉的追责措施，永远只是“马后炮”。近年来，冒名犯罪的事件屡见不鲜，虽然最后很多“始作俑者”和“责任人员”接受惩处，但给受害者造成的物质和精神损失却难以弥补。更令人担忧的是，冒名犯罪的“信息漏洞”依然敞开着，类似陈俊杰这样的尴尬境遇，还有可能在下一个陈俊杰身上重演。

因此，更应反思的是，为什么在事关刑罚权威性、当事人重大利益的信息审查上面，竟然老“掉链子”，如何才能“补短板”。就这次冒名犯罪而言，如果不盲目相信“自报”，认真查验证件，或者是调阅公民信息库比对，这种情况还会出现吗？如果向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发去协查函，当地警方积极配合查明，并且反馈信息，还会让“李鬼”轻易得逞吗？

诚如一些公安人员所说，如果同一个村内存在同名同姓现象，以及在一代身份证没有读卡功能、偏远地区数据没有上网等情况下，就可能闹出乌龙。问题是，难道这些情况真的都没有办法克服吗？倘若有关人员的调查工作再认真一些，倘若网络建设的力度再大一些，恐怕结果就很可能不一样。

所以，不妨以这起案件的查处和纠正为契机，在更大范围来一次彻底的信息清查，看看究竟还有多少“李鬼”假借他人之名，游离于正义惩罚之外；看看公民信息库建设是否到位，还存在哪些“真空地带”。尽管需要耗费一定的执法资源，但对于法律尊严、司法正义、公民权利的维护，却是决不可省掉的成本。

□雨晨（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