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最关注的一个例子，即是关于“汉朱提银”的考讹鉴伪经过，它常常被我们用来在授课时举例说明。

《后汉书·郡国志》载：“朱提山出银铜”，朱提山位于四川乐山犍为南部山区，其银藏纯度为天下冠。在新莽时代，已有明确规定“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银一流值千”。以此论之，犍为出产朱提银的崇高地位，在当时已是公认与共识。

关于著名传世文物“汉朱提银”，最初出土是在光绪壬寅（1902）。出于洛阳白马寺，有光绪戊戌进士邓邦述题名记述，且指明是“汉朱提”。另一记载则是著名金石学家端方的题记：

“光绪己亥（1899），余在关中得雁塔所出唐朱提，重五十二两。形质与今方宝略似。今年复从洛阳得此，文字邃古，洵西京（西汉）故物，特椟而藏之。癸卯1903十一月匋斋记?！?/p>

端方在1899年于西安得唐朱提，又于1903得汉朱提，其后经罗振玉、方若等金石学大家题跋，1926年，方若（药雨）以两千银入手“汉朱提银”。1935年，方氏古泉收藏全部转与钱币收藏家陈仁涛。陈迁居香港，“汉朱提银”也流出内地。1955年，风闻陈氏欲出售泉藏，国家文物局又专门派员将陈氏藏泉重金购回，此品也同时回到内地，收藏于北京历史博物馆（即后来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由文物钱币专家认定，“汉朱提银”为一级品、“绝品古泉”，等级地位最高。

但就是这样一件流传有序、言之凿凿、来历分明且已经被定为一级的“汉朱提银”，在上世纪70年代却被专家质疑。20世纪70年代，钱币专家骆泽民受聘为博物馆鉴定，他的“目验”结论，一是此件的金属构成并非纯银，且大部不是银质；二是“汉朱提银”的文字书体造型非常陌生，并非汉风。他大胆判定此物不会早于明代。对于中国历史博物馆而言，一级文物忽然从汉降至明，简直是开玩笑，当时双方闹得很不高兴，许多文物专家也大谬不然。而另一疑点曰不是银质，想想连端方、罗振玉、方若皆有鉴跋，总不见得都走了眼，但那可以作金属成分检测。只是，当时检测手段落后，又谁也不敢从这“一级文物”上取样以冒损坏风险。于是此事不了了之。

20年以后的上世纪90年代，中国历史博物馆科学技术部开始引进了最先进的、西方用来检测油画古董的菲力蒲95——DXX荧光能谱仪。这是用光谱、频谱的方式，不需搞损坏性的取样检测即可隔空观照，分析、了解物质成分含量构成。经过对“汉朱提银”的光测，“汉朱提银”构成中并不含银；是由铜、锌和锡、铅、铁等元素构成的合金。此论一出，业内大哗。但再想不通，科学检测的结论却是无可动摇的客观结论。如果“汉朱提银”的成分不是纯银，则犍为银藏之说并无意义，而是汉是唐也无关宏旨了。此外，以纯锡冶炼的技术到明代后期才发达，汉代拥有合金冶炼技术也闻所未闻。至于“一级文物”之誉更是不着边际也。

即使“朱提银”既非汉物又非纯银，或出于仿制，或失于调包，但它的存在却告诉我们如下一些游戏规则：第一，历代文献考证不可轻信。即使是端方罗振玉方若等大牌也无济于事，这是书画古物考证中文献著录学派要万分小心的。第二，“目验”即凭经验也不一定靠谱?；诟鋈司榛鄣母鋈伺卸?，即使正确，但只要与习惯的传统结论冲突，不为大家接受，则仍然无法证明自己。骆泽民的鉴定其实正确，但他只凭“目验”，却无法证明自己，还是要等待二十多年之后才有可能真相大白。在此中，“证明”是最重要的关键词也极难达到。第三，鉴定工作重在一个证据链。各项鉴定结论共同支撑一个结论。其中只要有一个证据被动摇，整个证据链就像多米诺骨牌，会全线崩塌。比如“汉朱提银”诸证据链中，只要纯银检测这一环出错，其他各种年代判断、用途判断、流传经历判断、收藏家判断，都无法再成立。第四，科学检测手段必须被引进书画文物鉴定领域。过去我们搞文科的不懂自然科学，不懂计算机图像、材料学、物理工学等内容，只知道凭文献著录、凭“目验”、凭风格样式分析、凭个人经验，却犯了眼光狭窄，不知天下之大的弊病。现在有这样综合交叉的学习研究机会，应该积极应对吸纳釆用之，建立新时代的鉴定学科架构。

从中国现代考古学在用地层学理论及碳14检测的技术做断代的主要依据，表明中国的艺术考古鉴定早就开始釆用高科技手段介入研究了。只不过，这一进程多停留在个案层面，进展还是相当缓慢，一是既懂艺术又懂科学技术的双栖人才太少，运作困难。二是整个行业的传统思维统辖笼罩，缺乏共识，很难有创新的机会、空间与可能性。但愚意以为，只要坚持做下去，这种以技术检测为依据，科学判断为结论的模型，一定会代表将来艺术考古、鉴定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