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对脑死亡的谨慎，并不是出于对新的医学知识的拒斥，而主要是考虑到脑死亡可能带来的伦理道德冲击。

4月19日，四川省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协调员薛女士接到一个电话，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名医生在电话中告诉她，医院有一名临床脑死亡患者，想要捐献器官。接到消息后，省人民医院立即作出反应：评估患者情况；9名医生随时待命；武汉协和医院的3名医生也从武汉飞到成都，准备当晚抵达广元。一切似已就绪。然而，之前有捐赠意愿的患者家人，基于法律风险不可控，最终放弃了捐赠。

这宗器官捐献“大逆转”背后的法律风险，就是脑死亡认定之难。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把“心跳停止”和“呼吸消失”作为死亡的标准。随着科技的发展，患者的心跳、呼吸、血压等生命体征都可以通过药物和设备来维持。而大脑维持生命的功能丧失，却是不可逆的。从1959年开始，脑死亡作为一种死亡判断标准，在医学界逐渐获得认同。1971年，芬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以法律形式承认脑死亡的国家。到今天，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在临床中执行脑死亡的标准。

尽管脑死亡立法在国际上是大势所趋，但脑死亡在中国内地迄今未正式进入法律文本。2003年4月10日，武汉同济医院经过3次脑死亡诊断，宣布一脑干出血的患者死亡。这是内地正式认定脑死亡的首例个案。由于缺乏法律支撑，10余年来，脑死亡的案例仍极为罕见。

立法对脑死亡的谨慎，并不是出于对新的医学知识的拒斥，而主要是考虑到脑死亡可能带来的伦理道德冲击。以“心跳停止”和“呼吸消失”作为死亡的标准，已深深根植在大众的内心里。要让患者家属接受仍有心跳和呼吸的亲人已经死亡，这种情感转变异常艰难。尤其是，心跳与呼吸是否存在都很直观，普通人也能感知，而脑死亡则不然，它主要依赖医生的专业判断。这又回到了对人性的追问：医生是否值得信任？呼吁脑死亡入法，主要来自医生阶层，这其中，是否存在对医生的特殊利益？

不少支持脑死亡的观点，就明确以它有助于器官移植和节约医疗资源为理据。在现行法下，对脑死亡患者的器官移植，必然涉及到患者的生死——如果在法律上，脑死亡的患者仍然活着，医生就不能从患者身上摘取器官，哪怕他的家属愿意。而如果患者已经脑死亡，却仍要靠科技和设备来维持心跳或呼吸，这对患者家属来说，既有经济上的沉重负担，又有情感上的痛苦折磨。

器官移植不应成为推行脑死亡的理由，否则就不可避免要接受伦理的考量。四川的这起案例，患者家属先应捐又反悔，我们当给予基本的理解。风险有时并不来源于利益追求，而更多源于情感转变上的艰难——脑死亡也涉及到对生命观、死亡观、法律观的基本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