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春，汤一介在西南联大附中读初二，与游宝谟、曾宪洛、胡旭东和读初三的余绳荪很要好。几个同学在偷偷阅读余绳荪买的斯诺《西行漫记》后，被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深深吸引住了，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充满向往。

其实，早在汤一介八九岁时，他的哥哥就参加过一二·九运动，还常常把印有共产党宣传抗日的传单带回家。虽说不懂“革命”是什么意思，但“革命”两个字却留在了他的记忆中。在余绳荪的提议下，他们决定“偷奔”延安。

为了筹路费，几个同学商量从家里偷东西卖。汤一介偷了家里的金笔、金表和刻有父亲“汤用彤清华周刊总编辑”的金牌，与其他伙伴偷的家里东西变卖后换成路费，搭上了昆明到曲靖的火车。在曲靖住了一晚，又搭乘卡车前往贵阳。

到贵阳吃了晚饭刚回旅馆住下，几个彪形大汉就闯了进来，把他们带到当时的贵州警备司令部关了起来。这几个十四五岁不谙世事的学生才明白被捕了。他们想起箱子里的《西行漫记》有点慌，不知谁发现被关的房间地板有缝隙，于是赶紧一张张撕下塞进去。

第二天警备司令部的参谋长开始一个个谈话，警告他们不要听信谣言，并说这是抗战戡乱时期，乱来是要被枪毙的。他们则一口咬定是对联大附中不满，想换个学校到重庆南开中学念书，并各自说了一两位在重庆的亲戚作为“护身符”。由于没有问出什么来，他们就一直被关在侦缉队旁边的小房子里。大约过了一周，知悉后的联大附中派教务长把他们接回昆明，贵州警备司令部还派了人随同押送。汤一介与几个同学“偷奔”延安就这样匆匆收场。

回到昆明后不久，由于无法再在联大附中待下去，汤一介就真的转到重庆南开中学念书了。文/沈治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