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半期，我国一块银圆（或国币）的实际购买力如何呢？我们可以参考历史上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物价来计算。但一方面，物价随年月的变迁而变迁，另一方面，物价又随地点的不同而不同。我们只能做一个大概的描述。

以大米、猪肉、白糖、植物油和棉布等衣食用品在上海市场的价格为例：

1872年：白米为每旧石（音担）2.7银圆，计算大米的容量单位1旧石=10斗=160旧斤=177.7市斤（许多人通常误认为1石=100市斤是搞错了），就是说当时每斤上白米价格为1.5分银圆。每块银元大概可以买到88斤大米。

1901年：米价为每旧石4银圆，也就是每斤2.2分钱。每块银元大概可以买44斤大米。

1911-1919年：米价恒定为每旧石（178斤）6银圆，也就是每斤米3.4分钱；1银圆可以买30斤上等大米；猪肉每斤平均1角2分-1角3分钱，1银圆可以买8斤猪肉；棉布每市尺1角钱，1银圆可以买10尺棉布；白糖每斤6分钱，植物油每斤7-9分钱；食盐每斤1-2分钱。

1920-1925年：上海大米平均为每市石9.5银圆，1市石=160市斤，也就是每斤大米5分多钱，1银圆可以买18斤大米；猪肉每斤平均1角4分-1角5分钱，1银圆可以买7斤猪肉；棉布每市尺大约1角2分-1角4分钱，1银圆可以买8尺棉布；白糖每斤1角钱，植物油每斤1角5分钱，食盐每斤2-3分钱。

1926-1936年：上海大米平均为每市石10.2银圆，也就是每市斤大米6分多钱；或者说，1银圆可以买16斤大米；猪肉每斤大约2角-2角3分钱，1银圆可以买4-5斤猪肉；棉布每市尺大约1角5分-1角8分钱，1银圆可以买6尺棉布；白糖每斤1角5分钱，植物油每斤2角钱，食盐每斤3-5分钱。

当时上海的物价比北京（1928年以后称为北平）高出大约10-20%，一般说来，南方的物价比北方高些，城市的物价更比乡镇要高得多。

30年代在北平，一块银圆（大洋）可以请一顿“涮羊肉”；在上海，一块银圆（洋钿）可以请两客西菜套餐。要逛公园，一块银圆可以买20张门票；要看演出（戏剧或电影）一块银圆可以买10张入场券。至于精神食粮，一份报纸零售3分，一块银圆可以订阅整月的报纸；一部《呐喊》售价7角，一块银圆可以买一本比较厚的书，或者两本比较薄的书。

1935年到1948年11月期间，在国统区一块银圆在市场上什么商品也买不到，因为当时银圆已经禁止在市面上流通。

不过土匪、军阀们在黑市交易中倒是经常使用银圆是有的，但当时银圆不是用来买米、买牲口，而是用来买卖军火和烟土。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早在1935年就实行“法币改革”，规定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银圆不再具有法定的地位，同时禁止银圆在市面上流通，并强制将白银收归国有。

等到了1948年，恶性膨胀的法币实在是维持不下去了，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不得不于1948年8月19日再次进行币制改革，开始发行“金圆券”，并严令禁止私人持有黄金、白银（银圆）、外币，凡私人持有者限于1948年9月30日之前兑换成金圆券。蒋介石还派出他的儿子蒋经国等经济督导大员到各地监督执行。一时间，小民惶惶，“老虎”或者入狱或者枪毙，杀气腾腾。在蒋介石的强权威胁之下，不少小资民众不得不服从命令把多年积蓄以备战乱和艰难岁月的最后一点看家压箱底儿的黄金银圆外币拿出来兑换成金圆券，而大一些的资本家和其他有钱人也不得不把自己的部分财产兑换成金圆券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强迫冻结了物价的货物被抢购一空。

很快地，蒋介石政权控制的国统区就发生了抢购物资的风潮。上海的四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大新都被抢购一空，人心惶惶。等到了1948年11月11日，蒋介石政权不得不修订金圆券发行法，准许老百姓拥有黄金白银外币并取消了金圆券的发行限额，这下子天下大乱，金圆券的价值一泻千里。为了拿废纸般的金圆券换回一点自己多年积攒的血汗钱，上海等地的老百姓彻夜在银行门口排队和挤死人踩死人的惨剧就发生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袁大头、孙小头，叮叮珰珰换银圆。”的银圆黄牛在上海等地极为活跃。普通老百姓一拿到工资或做生意一有收入之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去找他们把手里的金圆券换成银圆。这是因为当时的通货膨胀速度实在是太惊人，大家都不想手里留每天都在急剧贬值的金圆券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