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恩（资料图片）。庄小龙 摄

“新医改”启动7年以来，2016年成为攻坚之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要实现大病保险全覆盖，中央财政安排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160亿元，加快培养全科医生、儿科医生，在70%左右的地市开展分级诊疗试点……一系列新举措将助推“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解决。昨日，北京大学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国恩教授做客广州日报2016年全国两会会客厅，接受本报记者专访，畅谈医改热点问题。

文/广州日报记者谢绮珊

寿命增1岁是系统工程

记者：听了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医疗方面的内容，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刘国恩：对于实现健康中国的具体指标，总理在报告中明确提出，在“十三五”期间，争取使国民期望寿命增加1岁。要实现这个目标，靠医疗服务体系单打独斗是不可能的，除了在医疗服务体系改革上必须有大的进展之外，还需要环境、食品等影响我们健康的各行各业的配合，这是大的系统工程。

记者：前段时间“号贩子问题”引起很大关注，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刘国恩：好的医院平均每天的门诊量都超过1万人次，这给票贩子提供了贩票基础。需求庞大的情况下，专家号成为稀缺资源，号贩子的出现是自然的。号贩子的行为如果是非法的，通过内外勾结把号倒出来，打击就是对的。

记者：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在70%左右的地市开展分级诊疗试点。怎样才能顺利推行分级诊疗呢？

刘国恩：现在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分级诊疗，但是把医院门诊分流出来后，出现了另一个短板，社区服务中心没有能力承接。这就需要改革，我们要让越来越多的医生，从医院的专科领域，逐渐转为全科，医生可以到社区把诊所开在老百姓家门口。家门口有很好的大夫，小病小痛何苦跑到大医院？分级诊疗就要求解放医生，这是方向性的问题。

首先要把医生解放出来

记者：政府工作报告提到，鼓励社会办医。如何让医务人员能够真正流动起来？

刘国恩：目前门诊服务占了大医院收入的50%～60%，如果大医院的门诊服务逐步减少直至取消，把这个收入放在医生开业的诊所，医生的收入就不是医院付的工资，而是靠他们的双手守护社区居民的健康得到的高收入，他们的收入将是量级的递增。现在我们要求医学院校尽快建立全科医学系，培养新一代的全科大夫。全科医疗队伍的建设、发展、壮大要两条腿走路，一是现有医生转型，二是医学院校尽快开设全科医学系。

如果我们希望在社区能够看好病，首先要把医生解放出来，然后根据相应的资源，让技术、医保跟进。检查则由专业化检验检测机构来提供，如此一来，标准更高、速度更快、服务也更好。这不仅有助于解决诊所的新问题，还有助于解决重复检查的老问题，也有助于大医院减少大设备的购买和使用。

记者：如何解放医生？医师多点执业在一些地方已开放，但并没有受到医生的追捧。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刘国恩：解放医生要具体落实下来无非是两条路，一个是多点执业，另外一个是更彻底的自由执业。多点执业允许医生到一个以上的医院或医疗机构执业，医生仍然拿医院支付的工资、报酬，属性没有变化。公立医疗机构目前受行政事业单位编制的约束，医生要评职称，要有级别，要晋升，这也要求医院去行政化。多点执业先跨出来，从多点执业再到自由执业，行政级别就不重要了。如果医生脱离了医院，不需要行政级别和晋升，但是社会保障、福利系统仍然能够保障，解放医生的路子就能走得通，这需要全社会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对于医院里面守护住院病人的大夫，可能还需要行政以及管理，这些大夫不多，可能占整个医疗服务队伍的20%～30%就足够了。

加大医生薪酬制度改革

记者：随着全面二孩的放开，儿科医生短缺问题如何应对？

刘国恩：由于过去公立医院的收入分配机制，导致儿科科室创收能力最弱，儿科医生日渐减少。现在，年轻夫妇如果能够响应二孩政策，需求自然会增加。这需要加大医生薪酬制度的改革，通过年薪制提高他们的收入，对于非住院大夫，通过医保加大对他们的支付，越来越多的人就会从事儿科服务，儿科大夫也能更好地到基层开办儿科诊所。

记者：您觉得是否需要限制大医院的规模吗？

刘国恩：中国医疗服务体系的最大问题是，我们长期以大医院为中心配制资源。大医院的大，不是因为床位多，而是接待的门诊量多。对大医院的继续扩张要严加限制，把未来的资源分配到乡镇卫生院，才能扭转回来。限制大医院规模的继续扩张，还需要在医生层面上下工夫，让医院里工作的专科大夫，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转型为全科大夫，守护百姓家门口的医疗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