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服务业产值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服务业从业人员又成为全社会主要从业人员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的劳动力显示出了“白领化”趋势。而劳动力的“白领化”，就意味着中国社会的中产化，也意味着中产阶层的崛起——主要是新中产阶层的崛起。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看，劳动力的服务业化、服务业从业人员的白领化、白领工作人员的新中产化，会表现为一个前后相继的过程。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3年的GSS调查，在所有劳动力人口中，农民阶层所占比重已经降低到34.8%左右，工人阶层所占比重上升到33.6%左右，中产阶层所占比重上升到了31.6%左右。最近两年，伴随土地流转速度的加快，农民阶层的人数还会继续下降。工人阶层的人数也会随制造业内部的调整与生产流水线自动化水平的提升而趋于稳定。但中产阶层的人数却会随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伴随以互联网、金融业、各类研发、教育、旅游等产业的发展而趋于壮大。

中产阶层——尤其是新中产阶层是一个受雇的白领阶层。他们的经济收入，完全取决于雇方经营状况的好坏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状况的稳定性。一旦遇到经济大幅度下滑，刚刚成长起来的中产阶层的收入将下滑，其生存状况将受影响，其对未来的担忧会增加，这也会消解其消费的积极性。一部分中产阶层艰辛维持的实体店营生，在电商的蓬勃发展中，面临利润进一步摊薄的命运。

城市生活成本的大幅度上升，尤其是住房价格的迅速上升，使大批新进入中产阶层的白领们身负巨额按揭。他们在购买了一套住房后，不得不在随后的20-30年当中“为银行打工”。为什么表面看起来名义工资在上升，但感受到的生活改善程度却差强人意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消解了工资所能支持的生活改善的可能性。

中产阶层虽然其本身在职业上转变为白领，但其与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具有天然而紧密的血缘联系。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的通道，改变了自己的阶层出身，将自己转变为中产阶层。但作为中产阶层的他们，却又必须以自己的勤奋努力，在经济、情感与劳务支持上回报进入老年阶段的农民父母亲或工人父母亲。一旦遇到父母亲经历疾病等风险，他们就不得不施以援手，从而降低自己的消费水平。这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淡化自己对中产阶层的认同心理。多项调查发现，在中国的中产阶层中，自己认同于中产阶层的比例相对较低。

中产化社会的来临，往往伴随着大量的人口流动，也会伴随着全社会青年人口受教育年限的延长，还会伴随着人们所学专业与择业岗位匹配困难程度的增加——在个体意识强化的过程中，人们的结婚年龄会不由自主地推迟，终身不婚的人口占比会趋于上升，结婚者的离婚率也会居高不下，同居家庭所占比重也会走高——这一切，都使中产化社会与社会的个体化和原子化密切相关。现在，比如北京和上海，人们的平均初婚年龄，男性已经接近30岁，女性已经接近28岁。

在家庭人口规模趋于缩小的过程中，社会的个体化本身就预示着生存风险的上升。如果社会保障难以让社会个体获得安全感，则中产阶层的阶层认同率就会长期趋于低下，其在消费方面的升级速度也会大受影响。

正因为中产阶层具有一定脆弱性，所以，即使在发达国家中，伴随经济发展的波动状况，中产阶层的人数占比，也会发生萎缩趋势。比如说，从1980年到1995年，美国中产阶层的人数就减少了4.4%，澳大利亚中产阶层人数减少了2.6%，英国中产阶层人数减少了3.9%。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表现，就是出身于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家庭的子女，难以流动到中产阶层的陷阱，也是中产阶层的人员向下流出中产阶层的陷阱。（张 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