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妻九妾，十七个儿子，十五个女儿。袁世凯死后，袁氏大家族陷入劫难，文革时期，一些袁氏后人甚至不敢姓袁，改为姓“周”和“方”——表示避难不忘祖，内心深处仍有一个“圆（袁）”。到了改革开放时期，袁氏家族又慢慢聚拢起来，这是一个庞大的家族。

《袁家有故事》对历史材料进行深入挖掘，并探访了健在的袁家后人（主要是袁的孙子、曾孙辈），让一个家族的悲欢浮出水面。其中，最让人感兴趣的是袁世凯本人。亲友后辈心目中的袁世凯，和教科书中的那位“窃国贼”，自然有所不同。

孝子的刻骨伤心事： 官再大也无法合葬父母

袁世凯兄弟六人，只有老二袁世敦是正室所生，其余五人均为如夫人刘氏所生。

这位袁世敦当年参加科举考试不中，出钱捐了个“盐大使”的虚职。任山东巡抚期间，袁世凯疏通关系，给袁世敦谋了个小官职。后来山东闹义和团，洋人抗议后，清廷处理了一批镇压不力的官员，袁世敦也被撤职。

袁世敦迁怒于袁世凯，怪弟弟在关键时刻没能帮忙说情。兄弟两人的关系从此闹得比较僵。但要说彻底反目，还是因为葬母一事。

袁世凯是个有名的大孝子，在任山东巡抚期间，他把生母刘氏夫人接到济南照顾。不久母亲病逝，袁世凯十分伤心，袁家兄弟几经协商，最后定在次年秋天将刘氏厚葬。到了第二年秋天，慈禧太后专门下旨，赏予40天丧假，并加恩赏给刘夫人正一品封典，派河南巡抚专程前往项城致祭。

这显然是极高的待遇，这时袁世凯已是直隶总督，在官场上春风得意。他亲自带着仆从及大批地方官员数百人，浩浩荡荡开赴项城。葬礼盛况空前，地方官项城知县仅有资格担任陪祭的知客先生（接待员），而临近的淮阳县知县，连这个资格都没有，只能在账房打杂。

然而，袁世凯万万没想到，在这个关键时刻，二哥袁世敦以嫡子的身份，竭力反对刘氏与他们的父亲合葬，理由是：有资格与父亲袁保中合葬的，只有他的生母也就是正房夫人，而偏房刘氏，只能葬在旁边，另砌一座小坟……

袁世凯大怒，兄弟二人几乎动起手来。为了这件事，从京城前来参加葬礼的徐世昌等朝廷大员都纷纷出面调解，但袁世敦就是不听，还摆出一副一家之主的派头说：“不要以为官大就能压我，袁家的事，还是我说了算！”

在封建礼制的束缚下，纵然袁世凯有权有势，最后竟然也无能为力，只得含泪另选墓地，安葬生母。离开项城时，袁世凯指天发誓：这个伤心地，他一辈子也不会再回来了，死了都不会回来！

后来，袁世凯在安阳购地建宅，死后果然也葬在了安阳。

官场的做人与权谋 将一场群殴变为结拜

袁世凯的一群儿女中，最有名的是老大和老二：袁克定和袁克文。

袁克定（1878～1958）是袁世凯的正室所生，乃嫡出的袁门长子。袁世凯极为器重这个儿子。刚成年时的袁克定，公子哥派头十足。有一次，他在天仙戏院与李莲英的亲侄子“大城李”抢风头，双方动手，演变为一场轰动京城的群殴。

袁世凯得知后，大发雷霆，吩咐人将袁克定叫来，提着鞭子狠狠抽打了一顿。接着他派人拿名片请来大城李，放下架子，一口一个贤侄叫得亲热，当场叫袁克定给大城李赔礼道歉，奉之为上宾，摆酒设宴盛情款待。此后不久，又让袁克定与大城李磕头烧香，结拜兄弟。

经过这么几个来回，得到袁世凯如此优待的大城李，心中的怨气自然是烟消云散，甚至有些受宠若惊，逢人便说袁世凯了不起，肚子里能撑船，是做大事的人物。显然，在叔叔李莲英那里，也不少说袁世凯好话。

父亲的手腕让袁克定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从此告别花花世界，全心投入到权力游戏中。

袁世凯教给袁克定的，可以归结为两点：做人和权谋。做人最要紧的是低调和谨慎，而权谋，则需要处理复杂的人际与现实关系。在中国这个讲究人情的社会里，“结拜兄弟”是袁克定学到的重要一招，他的结拜兄弟既有贝勒爷载振，也有汪精卫，还有革命家蔡锷等。

这些人政治观点各异，但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袁克定能把他们一一搞定，由此可以看出，这位大公子看重的不是政治志向，而是现实利益。

袁克定一次骑马摔伤后，到德国治疗，受到威廉皇帝的接见。德皇认为，德国和日本所采用的君主立宪政体，最适合中国，这对袁克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掌握最高权力，这让袁克定看到了自己当皇子的机会，也为袁世凯最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